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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比较文学第一阶段以影响研究为主，第二阶段以平行研究为主，在全球化的今天，比较文学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特征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当今比较文学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致力于通过文学，探索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共同问题，在共同问题的不同表述中，促进文学间的“互识”、“互补”和“互动”，推动文学研究的新发展。 【关 键 词】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异质文化/平等对话/新人文精神
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跨文化，二是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它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比较文学的出现是一定社会和物质条件以及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以1877年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的出现（匈牙利），1886年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的出版（英国）以及1897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的正式建立（法国）为标志的。经过数十年法国关于文学传播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关于并无直接关联的文学之间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已有百年历史。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并不是这一历史的直接分支，它虽出现在同样的时代语境，受着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是塑形性影响，但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20世纪伊始，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于是，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300多种外国小说。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清末民初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苏曼殊、胡怀琛、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 如果说比较文学当初在法国及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出现于课堂里，是一种纯学术的“学院现象”，那么，20世纪伊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却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也不是在学院中产生，它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与外国文学开始平等对话。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的重大意义与价值。 这第一点不同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与欧洲比较文学的第二点不同，那就是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及其传播途径，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在相通性之外，更强调差异性和对比性。从这一点看，初期欧洲比较文学的重心在“认同”，不在差异的“比较”，而初期中国比较文学的重心却在差异的“比较”而不在“认同”。 这种发生和发展的不同，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比较文学之间的另一层深刻的差异，那就是欧洲比较文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这一特定的、同质文化领域的文学内部进行的，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一种区域性内部的比较文学；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发生的，它一开始就跨越了区域界限，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诚然，欧洲人靠着新大陆的发现、奴隶贸易、资本的输出和殖民地的建立，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比中国人更早具备了世界视野，但从文学上看，当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作为一门学科产生的时候，其基本宗旨是清理和研究欧洲内部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中将法国的比较文学实践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时，他的视野仍然仅囿于欧洲文学之内。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学科界定为文学关系史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只有在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才能进行；超出欧洲之外，则因当时文学交流与传播的事实链条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中，还较难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且，从当时法国人及欧洲各国比较学者的语言装备来看，通晓欧洲之外的语言、并具备文学研究能力的学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而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欧洲文学之外，对他们来说即使有心，也是无力；况且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使其他文化变得跟他们自己的文化一样，如罗力耶在《比较文学史》一书中所追求的，那就使欧洲的比较文学更难成为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比较文学了。这种情形到了50年代，由于平行研究的蓬勃发展和某些非欧美血统的学者（特别是俄、日、印度的学者）的加入，为西方比较文学添加了更多世界性因素，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特别是增添了并无直接关联的、超越时空的主题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但由于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的局限和语言本身的限制，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在20世纪初发轫，20年代后作为一种学科开始孕育，尽管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原因，中国内地的比较文学在60至70年代处于一种沉潜状态，但港台地区的比较文学却在这一期间率先繁荣起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大发展的前驱。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术界，压抑了多年的学术热情和创造力像井喷一样迸发。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最具开放性、先锋性的学科之一，得到了迅速的复兴和迅猛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在此时的崛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更全面、更深入地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共存的要求与帝国文化霸权和文化原教旨主义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人们急需相互理解、沟通和对话，文学的任务首先是研究人，作为跨文化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有着独特而重要作用。 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因此，当代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特征，首先是有关不同文化体系中，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互动”。 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第三阶段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者，首先是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因而可以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其次，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第三，长期以来，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日本、波斯等国已有过深远的文化交往；近百年来，中国人更是对外国文化和外国语言勤奋学习，不断积累（包括派送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使得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包括语言文化修养），一般来说，要远胜于外国人士（特别是欧美人士）对中国的了解。这就使得中国比较文学有可能在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这一新的时代高度，置身于建构新的比较文学体系的前沿。第四，中国比较文学以“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对各国比较文学的派别和成果兼收并蓄。上世纪30年代初，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都是在出版后不久就被名家翻译成中文的。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包括俄国、日本、印度、韩国、巴西）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分析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中国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如此热心。最后，还应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文史哲不分，琴棋书画、舞蹈、戏剧相通，为跨学科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的各种可能。 总之，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既拥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具有明显的世界性和前沿性。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它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突破了法国比较文学与美国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能真正致力于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深入导向崭新的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法国比较文学，开创了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和影响研究。在这方面，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历史。这不仅是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且也是研究的必需。举例来说，中国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的杂糅中，古人很难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史，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对全世界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 20世纪50年代后，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二阶段的美国比较文学，突破了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以及《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编》为代表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研究之楷模。当然，在发展中，有波折，也有洄流，例如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作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前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80年代后，随着平行研究的兴起，也出现了一些“X比Y”式的牵强附会的比附现象，在受到季羡林等先生的批评后，中国的平行研究才有了更好的发展。“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也曾受到一些质疑，有人提出“它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他学科的借鉴？”其实，这两者的结合与相互为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有人认为只有当“跨学科”同时也是“跨文化”时，才能视为比较文学等等。但“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前进，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杨周翰教授在该书序言中特别指出：“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 此外，在世纪之初，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术语概念来解读和阐释《红楼梦》和以屈原为代表的诗歌以及宋元戏曲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作品相契合，虽然没有更多直接的比较，但与表层的直接比较相对而言，王国维在比较文学方面的探索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地切入比较文学本体，并由此开中国比较文学阐发研究之先河。以A文化的文学理论阐释B文化的文学作品，又以B文化的文学理论阐释A文化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双向阐发在中国的跨文化文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至有些台湾学者提出阐发研究就是“中国学派”的特色。 总之，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在自己独特的研究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独到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色，为世界比较文学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沿着上述发展路径又开创了一些新的领域，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学科理论的新探索。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结合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对比较文学的观念有所推进。例如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与互补观念；强调差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并通过文学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建立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交流的基本理论；探索东西方文学对话的话语机制与方法等等。 第二，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的硕果，是“中西神话比较研究”的延伸，也是近2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最具活力的一个新领域。自1991年至今，“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共800余万字相继出版，在世界文化语境的参照下，对包括《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史记》、《说文解字》、《中庸》、《山海经》等这些难解的上古经典作了极有创见的文学和人类学现代诠释。 第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不仅有着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而且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数和翻译作品数量在世界遥遥领先。20世纪的最初10年，文学翻译作品占我国全部文学出版物的4/5。今天，各类翻译作品也占到了我国全部出版物的将近1/2。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翻译文学不可能脱离译者自己的文学再创造而存在，翻译家的责任不仅是有创造性地再现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处，创造交流的可能”，也就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不仅传输外来语言而且发展本土语言。因此，译成中文的翻译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文学史应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分支，这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共识。 第四，海外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Diaspora）的相遇。近年的华人文学研究不仅包容了海外华文作品，而且包容了海外华人及其后裔用不同语言写的文学作品。这种研究的重点在于观察和分析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想象，并进一步以这些作品为核心展开异国文化的对话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诠释。近几年来，这种研究迅速汇入世界性的以漂泊流浪的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流散文学”探讨。这方面的学者不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流散写作理论，而且通过总结中国流散写作的理论和实践，直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有效的对话。中国在全世界的移民为数众多，历史悠久，该研究必将为未来世界文学史的重写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第五，关于文学关系的清理。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从历史上看，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近年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15卷跨文化个案丛书《中国现代作家在古今中西文化坐标上》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12卷本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季羡林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印度、波斯、日本、朝鲜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历史悠久的积累，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庞大而深邃的、独立的文学理论体系，可惜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往往“知西而不知东”，这是很大的遗憾。近年来，关于东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可喜的进展。此外，比较诗学、跨文化生态文学研究、形象学研究，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也都创造了可观的成绩。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文学观念与方法的更新等。在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方面，更其如此。诸如《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多种文学·多种文学理论·多种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史》，特别是6卷本的《中国象征文化》、8卷本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等都是这一论点的实证。 总之，中国比较文学作为全球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其基本精神是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平等对话；它既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又反对“文化原教旨主义”，始终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为实现跨文化和跨学科沟通，维护多元文化，建设一个多极均衡的世界而共同努力。展望未来，我们对中国和世界比较文学前景抱有美好期待。对20世纪一百年比较文学学术史的总结和书写，就是要通过对有关方面的传统学术遗产的梳理、盘点和评说，进一步激活我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同时使新世纪的比较文学从过去一百年的传统中获取足够的营养和应有的启示，以获得健康发展。 毋庸讳言，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也很难预测其前景的新时期。在全球“一体化”的阴影下，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开通和拓宽各种沟通的途径，也许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唯一希望。奠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跨文化与跨学科文学研究的第三阶段，必将在消减帝国文化霸权，改善后现代主义造成的离散、孤立、绝缘状态等方面起到独特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乐黛云，北京大学中 （转自：《社会科学》(沪)2005年09期第170～175页） （责任编辑：罗小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