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汉武/于丽娜

【内容提要】 用叙述的方式来展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方法。选择何种叙述线索不仅是如何处理具体叙述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史观、史识和史才。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编写和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按照叙述线索和叙述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叙述模式概括总结为四种，即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体裁为主线，以重要作家为主线和综合多种因素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同时举例分析了上述叙述模式各自的特点，并从中挖掘中国学者在构建文学史框架时所体现的史观、撰写标准和本土意识。总之，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写作方面日臻完善的叙述技巧和不断突破与创新的主体意识。

【关 键 词】英国文学史/叙述模式/史观

    一、引言

    由于高校开设英国文学史课程的需要，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也成了必需。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写教材，是国内学者开始文学史写作的原因之一。近年来，许多学者从英语专业英国文学史教学等角度剖析了现行英国文学史教材的陈旧和落后，并提出改进建议。但笔者却以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编著的英国文学史满足了不同时代的要求，对传授文学史基本知识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因此，梳理和回顾这些著作的编撰经验，无疑将为以后的文学史写作提供借鉴和思考。本文旨在以对叙述模式的研究为切入点，探寻20多年来国内编著英国文学史方面的发展变化。宁宗一指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文学史著作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回顾与前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是我们不可推却的历史使命”。[1]同样，我们英语专业也应该担负起回顾与前瞻英国文学史研究的使命，在不断的反思与挑战中继续发展和进步。

    二、总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共出版中英文版本的英国文学通史著作20余部（包括新修订本），另有断代史、小说史、诗歌史作品选读十几部，写作目的也从最初的教材编写逐渐转为建构其独立的知识体系，并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目前国内出版的英国文学史著作，按主要读者群的不同可分为教科书、学术著作和普及本三种。教科书一般为高校英语专业指定书目，发行量和影响范围都比较大。教科书文学史的写作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课堂讲授的需要，作为一种传播知识的载体而出现，所以教科书文学史的叙述模式需要适合课堂教学。可以说，目前中国出版的大部分英国文学史都是教科书。学术著作一般是基于著者对英国文学史的个人研究，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和个人学术研究风格和见解，不同于教科书的系统性和知识介绍性。而普及本主要是为了向大众读者介绍基本的英国文学史知识而产生的，一般隶属于国别类“外国文学史丛书”。文学史按照其主要内容分，有纯文学史类（如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史选结合类（如吴伟仁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和选读类（如杨岂深的《英国文学选读》）。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在叙述模式方面有以下特点。首先，几乎所有出版的文学史都是编年史，叙述范围从中古时期到20世纪现当代文学。鉴于通史的完整性，按年代顺序叙述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便于展现大范围内英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其次，在文学史时期方面，一般以世纪（如18世纪文学）、文学流派（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如二战）和有代表性的朝代（如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以及重要作家（如乔叟、莎士比亚）等作为分期标志。再次，叙述大都厚古薄今，维多利亚时期以后的部分约占三分之二的篇幅。最后，跟国外版本相比，中国学者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介绍方面更为详细。

    三、叙述模式

    叙述模式主要是指整个作品的篇章组织方法，包括理论预设、叙述线索和框架结构等。通过仔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出版的英国文学史著作，我们把其叙述模式概括总结为四种，即以理论预设为主线，以文学体裁为主线，以重要作家为主线和综合多种因素为主线的叙述模式。限于篇幅，本文各选取一种具代表性的简史著作进行分析，即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以下简称刘著），王佐良的《英国文学史》（以下简称王著），常耀信的《英国文学简史》（以下简称常著）和王佐良、周珏良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以下简称五卷本）。

    刘著自1981年初版问世以来，至今已被增订再版三次之多(1993，2003，2006)，是目前国内高校使用最广的教材之一。这本教材编写之初就定下了基调，即“观点马克思主义，内容简明扼要，语言浅显易懂，形式图文并茂”，[2]并以介绍基本的文学知识为主。从当代弱化阶级分析、强调文学审美的观点来看，这部作品的政治性观点比较多，评判标准比较狭窄。但是，在当时的写作背景下，苏联模式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除，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指导学术研究的重要风向标。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这本史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英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当时的英语专业教学起到了及时雨的作用，并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作为比较权威的教材为广大读者所学习。这本教材是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的典型代表作，这个理论预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分析理论。在当时起社会教育意义的重大作用。初版中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强调体现在第八部分专门介绍了工人阶级文学。

    王著于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极具个人学术色彩的文学史著作。全书按时间演变顺序叙述，不同时期分诗歌、诗剧、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来分别介绍。王佐良先生在序言中表示，选择以文学品种演化作为构建全书的线索，一方面是参考外国已出的文学史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线索的中国文学演化图的影响。他认为编写外国文学史，“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可读性”。[3](2)

    常著出版于2006年，是常耀信先生继《美国文学简史》之后推出的一部包含丰富文学史料和深层学术观点的优秀著作。该书的历史分期没有体现在目录中，弱化了对历史过程的人为切割，代之以在序言中介绍十个时期的编排。该书大部分章节采用以重要作家人名为标题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对作家地位的重视。作家是文学史的创作主体，他们的名字更是承载了很多意义的文学标志。以列举某时期的作家人名作为标题，既是对该时期文学领域成绩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作家创作天赋和辛勤劳动的认可。

    五卷本出版于2006年，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英国18世纪文学史、英国19世纪文学史和英国20世纪文学史五部分独立成书，合在一起又是完整的英国文学发展史。该套史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筹划，先后出版了20世纪卷、文艺复兴时期卷和18世纪卷，2005年终于完成最后两卷18世纪和英国中古时期卷。五卷本的研究理念是“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4]因为篇幅浩大，它的叙述以综合多种因素为线索，主要采取以文学体裁、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及文学潮流的兴衰来组织全书，并且注重文学本身的发展脉络，避免文学仅仅成为政治经济的反映。此外，在20世纪卷中还特别增加了50年代以后小说变化的部分，并对重要作家进行专节讨论。

    四、叙述模式中反映的本土意识和历史观念

    对于英国文学，外国研究者的看法不同于英美研究者，他们总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着重点。中国学者所著的文学史著作体现出来的叙述模式，反映了在不同时期中国学者为本国人民编写文学史的本土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文学史写作初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使他们更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教育意义，并在叙述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学的地位。从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把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关注转移到文学体裁和文学本体上来，通过分门别类地介绍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学体裁，既条理地介绍了不同文学品种的演变，又突出了该时期文学界的发展方向。在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下，许多学者开始打破传统，在编排上尝试新的突破，而叙述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由多人合作著成，且跨越的时间近20年，所以其分期痕迹更明显。各卷并没有按时间顺序完成，而是20世纪卷最早完成，所以其各卷之间的联系不是很密切。也因为此，它的叙述线索综合多种因素的特征更加明显。作为多卷本的学术研究著作，这套书包含了比较详尽的文学史料，以介绍文学史实为主，摘译经典作品进行评析。

    中国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的过程中注重用简洁的语言，并要有一定的可读性，也就是文学格调。例如，王佐良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中论社会背景时，句句跟文学相关，决不是背景知识的简单罗列；注意把握文学脉络，即使是写作家作品，也是文脉清晰，感情真挚，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同一时期诗人特点总结独到、精辟、准确；注重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和比较，在评论拜伦的影响力时，引用了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3](223)与中国读者拉近了距离。将雪莱的《悲歌》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作比较，更是让中国读者有亲切感。可读性或文学格调应该成为文学史写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只有读者读了文学史后产生阅读原著的兴趣才算比较成功的文学史。另外，中国学者注重对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例如，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对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的关注，对英语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的介绍，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了解英国文化和语言演变的机会，使文学作品的产生有依据可循。

    五、不足之处和改进建议

    虽然中国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首先，在西方文学中，宗教文化占很重要的地位，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来源于宗教故事。可以说，没有宗教，就没有西方文学的灿烂辉煌。但是中国学者在写作英国文学史时，没有充分重视其在文学中的地位。因此，刘建军教授指出，应该在文学史著作中传达西方的文化精髓和精神核心，使读者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了解其精神所在。他还认为，文学史应该是文学史家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所进行的现代阐释，寻找出以往文学的文化精神与今天现实精神的“契合点”。[5]这方面是以往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所缺乏的。鉴于此，中国学者应该在以后的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加强对西方文化精髓的把握，而不是单纯介绍文学知识和作品评论。其次，过去20多年间中国学者编著的英国文学史中对读者接受史的研究比较少。伏迪契卡(1909-1974)认为，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作家、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品对不同时期的读者产生的影响，即文学作品的接受史。[6]第三点通常被忽略，专业评论家的观点通常是文学史家记录的重点。由于大众读者的评论比较零散且难以收集和整理，文学史对该部分的介绍还比较少。另外，由于受过去课堂教学的影响，作为教科书的英国文学史一般都对作品的主题思想提供标准答案式的概括。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展开，标准答案式的作品评价已经不是开放的教育体制所需要的。因此，开放式的讨论和能够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问题应该更多地提出来。

    六、结语

    总之，回顾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所编著的英国文学史，吸取其中所体现的宝贵经验并找出不足之处，既有利于现在和将来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更能帮助我们把握英国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上述四本文学史著作在不同时期为英国文学史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其理论指导和关注点逐渐由文学外部因素，如作品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教育意义，转移到了文学内部研究上来。其叙述模式的不同也体现了不同时期文学史写作的大背景和不同学者对历史材料的取舍把握。文学史写作作为一门正在成长的学科，需要承继过往、认清现状、着眼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叙述模式的多样化也体现了历史解读的多种可能性。我们不能找出一种放之四海皆适合的模式，所以，承认多样性的存在并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才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宁宗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1-17.

    [2]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1.

    [3]王佐良.英国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袁先来.建构适应21世纪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史——刘建军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2006(3):1-10.

    [6]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30-332.

（转自：《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4期第64～67页）

（责任编辑：罗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