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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对当代文学本体论探索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主流是现代性文论。在学科属性上，基本上接受并使用的是韦勒克关于文学研究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划分体制；在思想的基点上，主要以西方现代性理论为依据，追求文学理论的学科化、科学化、理论化、体系化、逻辑性和大叙事话语，使用本学科积累的基本范畴、概念术语构造基本命题和基本原理，进而建构学科性知识体系；在结构框架上，一般被分为五大板块：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发生发展论。文学本质论在现代性文论中处于基础地位，它确立的问题意识、它的理论性质、研究状况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至关重要。无疑这种文论体系的建构把中国当代文论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然而，苏联文论模式的阴影没有被彻底摆脱，特别是在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存在论的确因笼罩在传统形而上学的阴影之下而显示出来某些本质主义、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局限。如上所述，在中国当代文论五大板块的结构框架内，本质论首当其冲，并处于基础地位，其潜在的思路是：关于文学本质的研究解决的是文学的本体问题，即找到了文学的本质，也就把握到了文学存在本身。但这只是这种文论思想家的一厢情愿。实际上，除了本质之外，构成事物存在的还包括大量的具体的、现象的、形式的等等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因素。与此同时，传统形而上学用以解释事物存在的本质往往被规定为隐于事物背后的、不在场的、静态实体。而事物的真实存在具有在场性、生生不息的动态流转性。这样看来，即使是抓到了事物的本质也并不等于可以掌握事物本身，并不就是真正把握到了事物存在整体。就文学而言更是如此。中西文论史上对文学本质的种种回答——模仿、心灵表现、直觉、情感形式、本能升华、意识形态、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等等，都不足以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 文学存在论（本体论）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而本质论的取向又表现出来不能真正把握文学存在本身的理论局限，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研究路向。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体现出了它的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第一，它坚定地站在了现代性理论的思想立场，坚决捍卫文学存在论的合法性和对文学研究的基础地位。第二，它直面传统本质论研究给文存在研究带来的种种问题，看到了以往以文学本质研究代替文学本体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积极探索文学存在论的新出路。第三，它找到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西方重建形而上学派特别是海德格尔哲学，并挖掘出了相应的理论资源对存在方式的概念作了较深入的学理探讨。第四，在海德格尔等人的重建形而上学派哲学的启发下，它把握到了文学存在本身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域，即文学存在并不是个“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个“如何是”即存在方式的问题。回答文学是什么，给出的是关于文学本质的答案。而文学本质并非文学存在的全部，它忽略了非本质的文学要素和文学的在场性质。思考文学是如何存在的，探求文学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真正抵达文学存在本身。第五、它在吸收现象学、新批评、阐释学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文学存在方式这一真正的文学存在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关于文学动态存在方式、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具体看法和言说。有些看法和言说还散发出了某种原创性的味道。第六，它为文学存在方式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研究范例，也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在充分肯定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诸多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它存在的理论不足和应继续加以深入研究的方面。首先，文学存在方式可能将成为新世纪新范型的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也可能成为新范型文学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与这样的理论使命相比，目前关于这一概念和这一问题的学理依据的讨论，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哲学方面，研究者的眼光仅限于海德格尔，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中就蕴含着深刻的存在方式的思想。而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哲学家也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解说。笔者认为，从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再到20世纪重建形而上学派，再到海德格尔之后如赫伯特·斯皮伯格伯（陈吉猛先生曾提到），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一条关于存在方式的思想线索，这条思想线索还未被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理论充分揭示出来。即是说，目前的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哲学基础还需进一步加固，而可以加固这一基础的理论资源尚待进一步的开发。其次，在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视野中，本质、本体、存在、本质论、本体论、存在论等基本问题因其自身的复杂和汉译语境的龃龉造成的混乱还需进一步澄清。在多数论者哪里，这些概念和问题是不清晰的。他们提出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出发点是想纠正文学本质造成的文学存在研究的缺陷，但却未能区分清楚文学本质与文学本体的关系。朱立元先生曾经就中国当代理论界的本体论误释问题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论述，奇怪的是这之后他本人仍说：“这个关于文学的本质、本源问题就是文学本体论的研究范围。”[24]即认为“文学本质”即“文学本源”即“文学本体”，如此理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笔者认为，“文学本源论”为“古代文学本体（存在）论”范式，“文学本质论”为“近代文学本体（存在）论”范式，“文学存在方式论”为“现代文学本体（存在）论”范式，亦即文学本源、文学本质、文学存在方式是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对文学存在的不同解释。站在今天的学术视野，文学本源论、文学本质论都不可能对文学存在给予真正揭示，文学存在方式研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汉语“本体”、“本体论”的原词“On”、“Ontology”的确应该译为“存在”、“存在论”更准确些。因为汉语语境中的“本”相对于“末”，“本体”应该是根本、基本、本质的意思，指决定事物的恒定的、静态的、不变的本质性要素。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确实多数哲学家把“On”理解为汉语中的“本体”之意，但并不都是如此，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关于“On”的讨论就已经超出了根本、基本、本质的意思。正像苏宏斌先生所言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曾经企图通过他的十个范畴来概括事物的存在状态，第一个范畴叫做“Ousai”, “用以指首要的、第一意义上的On。”[25]其实这个“Ousai”才应该翻译成“本体”。到了20世纪，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把“On”理解为“本体”，海德格尔一生都在作重新解释“On”的工作。随着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断颠覆，“On”被遮蔽的整体性、动态性、在场性等意义不断被揭示出来，而能概括这些意义包括“本体”意义的汉语词汇应该是“存在”。这样“Ontology”的准确翻译也应该是存在论了。陈吉猛先生对“Ontology”做了辨析，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中的“Ontology”译为“本体论”是准确的，海德格尔的“Ontology”应该成为“存在论或者存在方式存在论”。这种说法强调了传统存在论和现代存在论的分野，有其合理性。不过忽略了上面说到的在传统形而上学个别理论家那里也有“存在论”思想。 再次，持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各位理论家的基本看法并不统一，有的似乎是一致的，其实在根本处却存在着巨大分歧。朱立元先生和陈吉猛先生所理解的文学存在方式指的是作为“存在者”的文学是如何存在的；邵建先生所理解的文学存在方式指的是作为“在”（存在）的文学是如何存在的，这两者其实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前者指的是“文学作为现象或存在物而存在”，或者“文学就是一种存在现象或存在物”；后者指的是“文学作为抽象的一般的存在”，或者说“文学就是一种抽象的和一般的存在本身”。这两种“文学存在”意义完全不同，其关系在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中没有说明，这给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合理性带来了伤害。笔者认，这两种文学存在观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文学存在”的“存在”意义和“存在者”意义都是存在的，前者指的是文学之“On”，后者指的是文学现象，而且两者紧密关联在一起。作为本体的“文学存在“正是通过作为现象的”文学存在”显现出来的，文学存在方式研究正是通过对作为存在者的文学的探索达到对作为存在本身的把握的。[26] 最后还应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某些观点还是具有创新价值的，不过多数见解并还只是对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重复和理论综合。比如三环结构、三R结构等说法就直接来自于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交流对话说来自于巴赫金、哈贝马斯，“文学存在的四维整体结构和文学存在之主体间的交流结构”很显然是对文学主体研究、形式主义文论、文学价值研究、文学社会学和交流对话理论的综合。关于作品的存在方式的见解除少数的闪光点外，多数没有超出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结构层次分析。可见，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要想担负起重振文学存在研究和推动中国新世纪文论走向新阶段的历史重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