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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唐宋词学史上，对词体的认识有一个演进过程：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之于文人词勃兴的五代，李清照《词论》之于诗词之辨关键时期的南北宋之际，沈义父《乐府指迷》之于词体定型于案头且受到民间曲艺影响的南宋后期，三部文献在这些词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准确地把握了词体发展的新变，对已经形成的当代词体新的特质加以分析概括，并对今后的创作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这三部文献清晰地勾画出唐宋词学史的发展路径，代表了当时词体观的最高成就，具有唐宋词学史上里程碑的意义。 关 键 词：词体观/《花间集叙》/《词论》/《乐府指迷》 作者简介：孙克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清代词学批评史论》等。 文艺批评理论既是文学创作的反映和总结，又对创作产生引导和促进作用。优秀的文艺批评理论的突出特征是对创作倾向的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因其见微知著，有的放矢并且富于远见而在文艺批评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唐宋词学史上有三篇词学文献即具有这个特点：在词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准确地把握了词体发展的新变，对已经形成的当代词体新的特质加以分析概括，并对今后的创作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这三篇文献是欧阳炯的《花间集叙》、李清照的《词论》和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三篇文献产生于唐宋词史的三个不同时期，正值词史三个重要发展阶段，或称为转折期，这三篇文献针对现实，有感而发，见解深刻，影响深远。 《花间集叙》《词论》《乐府指迷》本是词学史上的名篇，词学史研究界一直高度关注，且不乏相当精深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三部名著放置于词学史的大背景上，从关联的角度加以关照，试图揭示唐宋词学史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发展规律，同时彰显三部名著的词学史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花间集叙》《词论》《乐府指迷》为研究中心，乃着眼于唐宋词学史上对词体特性认识的理论标度，并非泛指词学批评理论的价值高低及影响大小。如王灼的《碧鸡漫志》、张炎的《词源》等均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影响，但其批评理论中心和重心并不在对词体特性的认识上，故而没有纳入本文的主要讨论范围。 一 欧阳炯《花间集叙》：文人雅化词的宣言 欧阳炯《花间集叙》是现存最早的一篇论词专文，也是一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词学论文。《花间集叙》撰写于《花间集》编成的后蜀广政三年(940)。词体经过隋唐漫长的发展、蜕变、借鉴、融合，至晚唐大体成熟，以温庭筠为代表文人词已经破茧成蝶。《花间集》是第一部文人词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此前民间词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文人词已经成为词坛不可忽视的存在，且有日益壮大的趋势。《花间集叙》正于此时问世，它代表的是词坛文人的声音，其旨趣体现了区别于民间词的文人词的词体意识，是文人词体观的宣言。可以说《花间集叙》是词学批评理论领域讨论词体特征的第一篇文献。 《花间集叙》首先表现了作者、欣赏者、演唱者的高雅品格。曲子词长期流传于所谓“胡夷里巷”的民间，乐工歌妓一直是创作的主体。而《花间集叙》中自称己作为“诗客曲子词”，这种称谓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同样是作“曲子词”，但自己的身份则是“诗客”，即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和品位，擅长写作高雅的诗歌的人，以此区别于居于社会下层的乐工歌妓和民间词人。《花间集叙》又称：“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西园英哲”用曹丕集文学侍从游宴、赏月西园的典故，极言参与欣赏词曲的受众身份高雅；“南国婵娟”形容歌者美貌和风度。这里歌词作者、演唱者和赏歌者皆高贵风流，气度不凡。《花间集》要为文人雅士的娱宾佐欢提供应歌的唱本，而摒弃俚俗的民间小调，如“莲舟之引”之类，表现出花间词人避俗趋雅的意识。正如龙榆生先生所说：“既美其名曰‘诗客曲子词’，又取‘阳春白雪’相况，是由‘胡夷里巷之曲’，经多方面之装饰，且进登大雅之堂矣。”①刘尊明教授分析温庭筠词的意义时指出：“(温词)使得文人词具有了一种既区别于民间词又区别于文人诗的独特个性，并得到了后世广大文人的接受和认同。”②温庭筠是花间词人的典范，上述评价完全可以概评花间词。 其次，表现作品的高雅。《花间集叙》首句便称“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以“玉”“琼”为喻极言词体的高贵。又称“名高白雪”，所谓“白雪”，即宋玉《对楚王问》中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接受者(欣赏者)的多寡说明了作品的雅俗差异，俗者众而雅者寡。后世则以《阳春》《白雪》代高雅，而《下里》《巴人》则为低俗的代称。清代词论家宋翔凤说：“《白雪》之歌，自存雅音；《薤露》之唱，别增俗乐。”③明确指出了这种差异。《花间集叙》用“名高白雪”表现了明确的意识：以高雅的品格与民间词的低俗相区别。据龙榆生先生研究，《花间集》中所用的词调已经过了筛选： 《花间》诸贤所用曲调，其题号已多近雅者。如《教坊记》中所载《柳青娘》《别赵十》《忆赵十》《煮羊头》《唐四姐》《黄羊儿》《措大子》《醉胡子》《麻婆子》《刺历子》《剉碓子》《胡攒子》《唧唧子》《平翻》《大宝》《大姊》《舞一姊》一类，里巷鄙俚之曲，悉已汰去不用。④ 上述词牌今内容不传，仅存调名，但由调名亦可以看出内容俚俗之一斑。《花间集》中所用词牌与敦煌词、教坊曲这些民间词所存留词牌相比有明显的雅俗之别。在晚唐五代，词牌与词作内容往往密切相关。元代的王礼说：“自《花间集》后，雅而不俚，丽而不浮，阖中有开，急处能缓，用事而不为事用，叙实而不至塞滞。”⑤此语指出了《花间集》之后形成的文人词的审美新面貌。清初人王士稹云：“《花间》字法，最着意设色，异纹细艳，非后人纂组所及。如‘泪沾红袖黦’、‘犹结同心苣’、‘豆蔻花间趖晚日’、‘画梁尘黦’、‘洞庭波浪飐晴天’，山谷所谓古蕃锦者，其殆是耶。”⑥则具体指出了《花间》词在语言“设色”方面的讲究，这也正是清人纪昀所称赏《花间》词“精善”⑦的一个方面。在艺术表现方面，后人给予《花间集》以很高的评价：“《花间》逸格，原以少许胜人多许。”⑧“在文辞、风格、意境方面更有所提高，增强其艺术性，摆脱原始民间词的粗糙率直之弊，遂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⑨ 再次，《花间集叙》强调了声律的规范和讲究，亦是高雅的主要体现。《花间集叙》称“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和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标明花间词的语言音律追求典雅规范，以区别于民间词的俚俗随意。“和鸾歌”“谐凤律”是针对民间词音律和语言的随意性而有意提出的雅化标准和理想境界。 在唐五代，声律规范与否是文人词与民间词的重要区别。试以敦煌词为代表的民间词特点为例：唐圭璋先生将敦煌词特点概括为七条，其中与声律有关的有：有衬字、有和声、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⑩。凡此种种都表现出民间词的特点。民间词人、乐工歌妓受演唱形式以及文化水平、审美习惯的制约，在创作演唱词曲时，于文字、语言、格律、押韵等方面相当随意。《云谣集》中的词调“字数不定”的表现，如《凤归云》有82字者，亦有85字者；《竹枝子》有57字者，有64字者；《洞仙歌》有76字者，有74字者；《内家娇》有104字者，有96字者；《拜新月》有84字者，有86字者。与民间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花间集》基本上没有衬字，同一词调字数相同，平仄和押韵大体规范。吴世昌先生说：“《花间》所收，则几乎首首在格律方面已有定型，趋于规范化，而在文字的艺术性方面则珠圆玉润，无懈可击。这些‘诗客’都有高度的艺术修养，本来就能作很好的诗，现在把民间新兴的和前代遗传下来的乐府歌辞重加修饰整理，使之格律化、规范化。”(11)五代之后，文人词正是沿着《花间集》所开创的格律化、规范化的方向前行，正如北宋人李之仪所说：“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12) 五代是词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是文人词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时期。在此时期，文人词异军突起，开始与民间词分庭抗礼。词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词体内部雅俗分野，文人词与民间词异趣而行，形成了影响后世深远的文人词风。作为文人词批评理论的代表，《花间集叙》受时代感召而闪耀亮相，首次对文人词的特质加以阐述，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