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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强制阐释论”的“本质论”特征最充分、最直接地体现在“本体阐释”的理论诉求中。相对于它所批判的“强制阐释”，“强制阐释论”提出了“本体阐释”概念，即“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是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在此，它特别强调，“‘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原始文本具有自在性，是以精神形态自在的独立本体，是阐释的对象”。这样，“文本的自在性”就成为了“本体阐释”的依据和关键。那么何谓“文本的自在性”呢？答曰：它“是指文本自身的确当含义是自在的。这个确当含义隐藏于文本的全部叙述之中。叙述一旦完成，其自在含义就凝固于文本，他人，包括作者无法更改”。文学阐释的基本要义就是“对文本自在含义的阐释”。换言之，“本体阐释”的目的就是阐释“文本的自在性”，或者干脆说“本体阐释”即“文本自在性阐释”。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批判“强制阐释”种种说法的隐形理论依据，现在终于浮出了水面。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理论思路与20世纪上叶英美新批评是非常相似的。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没有把这里的“本体阐释”称为“本质主义”的，而是称之为“本质论”的，这是因为，它并没有完全在单一、封闭、静止的意义上理解“文本的自在性”。在它看来，“本体阐释”或“文本自在性阐释”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通过“核心阐释、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三重阐释、三重话语来实现。“核心阐释”是对文本“自身确切含义”或文本“原生话语”的阐释，它是“作者能够传递给我们，并已实际传递的全部信息”，它构成了“本体阐释”的第一层次；“本源阐释”阐释的是“创作者的话语动机，创作者想说、要说而未说的话语，以及产生这些动机和潜在话语的即时背景”，它构成了“本体阐释”的第二层次；“效应阐释”是“对在文本传播过程中，社会和受众反应的阐释”，它构成了“本体阐释”的第三层次。就是说，“强制阐释论”还是在一个较为开放和流动意义上理解文本意义的，这里似乎有了“建构论”的味道。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说他已经走向了“建构论”，因为，它坚持把“精神形态自在的独立本体”作为文本的终极解释，文本一旦完成了，它的意义是他人包括作者都无法更改的。如此才会有“核心阐释”是中心、“本源阐释”只能是“对核心阐释的重要补充”、“效应阐释”只能是“验证核心阐释确正性的必要根据”的说法。(20)总体上，“本体阐释”走的是古典阐释学亦即被现代阐释学批评为独断型、决定论的阐释学的路子。它以回到某种客观、固定、自足性意义为旨归，其背后遵循的是“本质论”思维方式和理论法则。 回顾21世纪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两次论争，“反本质主义”最大的理论成果是让人们认识到，“本质主义”需要抛入历史的垃圾堆，无需任何留恋。但留下了一个并未澄清的问题，即应该如何看待文学理论中的形形色色的“非本质主义本质论”；“强制阐释论”的理论成果是让人们警惕雄霸一时的现当代西方文论并非完美范本，今天到了严正反思的时刻。问题是，“反本质主义”花大力气开拓出来的“建构”、“关系”等思路是否需要继续？中国当代文论又再次回到文学“自足论”、“自律论”老路上来是否可取？需认真讨论的更根本问题是，当代文艺学必须要在“本质论”范式中打圈圈吗？当代文艺学能否突破和如何突破“本质论”范式的怪圈？在笔者看来，中国新世纪文艺学建设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本质主义”和“强制阐释”，还应深入到理论基础层面，对“本质论”范式进行反思。目前，中国新世纪文艺学建设的关键不是在“本质论”范式内部继续制造话题，而应是认清”本质论“范式的缺陷，进而在思想上明确，21世纪10年代过半的今天，还沉迷于20世纪中叶之前盛行的“本质论”，并将之奉为主流文论形态，不符合当代文学、文论发展潮流。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应立足于20世纪以来现当代哲学人文学术的研究成果，寻找符合当代需要的理论范式，回应今天的文学文论现实，推动文艺学开拓出新的发展道路。 文艺学“本质论”范式具有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这一问题上面已有所涉及，此处再作些深化。文艺学“本质论”范式是西方哲学“本质论”在文论上的落实与延展，而哲学“本质论”又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变种或具体形态。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Ontology)，以把握“存在”(On)为最终目的。它的具体把握方式是：以抽象的逻辑演绎方式特设出某个终极存在者，并以此作为解释一般存在者存在的依据。这个终极存在者在古希腊即巴门尼德的“一”、柏拉图的“相”或“型”(Idea，Eidos)、亚里士多德的“本体”(Ousia)。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本质”得到了系统表述。在亚氏的“形而上学”中，“本体”(Ousia)是“存在”(On)10个范畴的首要范畴，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而“本体”的4项内容中，“是其所是”(to ti en einai)最为重要，被规定为决定事物之为该事物的恒久不变属性。近代西语学者多把to ti en einai理解为“本质”(Wesen，Essence)，为了强调“本质”在“本体”的决定性意义，有人直接把Ousia翻译为Wesen或Essence。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绝对精神”(absoluter Geist)保留了Ousia和to ti en einai的基本意义，亦即它的Wesen(本质)意义，同时赋予它以主体性和运动性。黑格尔说：“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是说，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或根据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事物中有其永久的东西，这就是事物的本质。”(21)这句话适用于大多数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认识论哲学的目的还是要把握“存在”，其基本路径和思维方式则是通过把握“本质”达到把握“本体”的目的，再通过把握“本体”达到把握“存在”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还属于“本质论”哲学。通过如上简单描述可以发现，“本质论”哲学的一些思维缺陷：首先，它采用了以部分代整体的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尽管“本质”可能是“本体”的首要方面，“本体”是“存在”的首要方面，但忽略了存在者非“本质”的、非“本体”的方面，而认为抓住了“本质”就等于抓住了“本体”、抓住了“本体”就等于抓住了“存在”，是武断的、片面的和决定论的。其次，会形成“本质”中心主义。即当“本质”被确定为“存在”的重中之重后，自然它也被置于了中心地位，并形成对非“本质”方面或因素的统治和支配。而一旦某种处于中心位置的“本质”自我膨胀和滥用特权，就可能造成诸多严重后果。人们常说的各种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就是“本质”中心主义的具体化。今天，这些中心主义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各种灾难性后果。再次，导致“本质”还原主义。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和“以部分代整体分析法”的过度使用，就可能造成对现象世界中非“本质”性的存在方面和因素的忽视、轻视和盲视，就可能把丰富多彩、多元立体的现象世界简化或还原为简单的、一元的本质，并自以为抓到了简化、单一的“本质”就已经把握到了存在整体和存在本身。最后，形成“本质论”的基础主义。上述几个特点叠加在一起，可能会给“本质论”带来一种错觉：探究世界和存在者的“本质”就是哲学的终极目的，而以这一目的为旨归的“本质论”哲学就应该成为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 哲学“本质论”思维方式运用于文学理论，也使它的种种缺陷被保留了下来。“本质论”文论的基本目标也是企图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和“以部分代整体”方式达到把握文学存在本身的目的。具体做法是，把文学整体活动中的某个局部过程或环节看成是决定性，人为将之抽离出来进行抽象分析，最后把这一局部性存在属性宣布为文学“本质”，并就此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文学的基本问题。文论史上，古老的“模仿说”及其各种后世变体——“镜子说”、“再现说”、“反映说”、“能动反映说”、“审美反映说”等，无不是着眼于文学活动中的“世界—作品”或“世界—作家—作品”的局部环节和关系，作出关于文学是对世界或某种“客观精神”的模仿、反映、再现等“本质”规定。表现说及其各种变体——“直觉表现说”、“本能升华说”、“精神主体说”、“人类学本体论说”等，都是立足于文学活动的“作家一作品”环节和关系，将作家的主体方面，诸如心灵、情感、潜意识、生命能量等的表达、表现规定为文学“本质”。我们知道，从20世纪初开始，“本质论”成为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文论领域仍滞后性地延续到20世纪中叶。如上所述，广义形式主义文论主要是立足于文学活动的“作品”这一单一环节，从语言形式、叙事结构等方面作出了文学“本质”的种种规定。 西方文论自20世纪中叶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象学文论、接受美学、阐释学文论逐渐抛弃了“本质论”思路，而是以一种新的哲学眼光关照文学存在问题。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在具体流派中表述不同，但将之统一称为“现代存在论”应该是成立的。“现代存在论”不再追问作为存在者“本质”或“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追问存在的“如何是”问题。它立足于存在者的整体而非某个部分(尽管可能是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通过分析存在者的如何存在即存在方式达到把握存在本身的目的。以“现代存在论”为哲学基础建构的文学理论即存在论文艺学。它主张立足文学活动整体、文学文本全貌对文学进行综合性和总体性研究。这一点是适应近半个世纪以来中西方文论发展的大趋势的。有学者曾对这一趋势作过阐述：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种综合性、总体性研究早就显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态势。例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批评、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论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探讨和整体性把握，他们都注意到了传统文论将作家、作品和读者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在这一方面，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自觉性表现得更为突出”(22)。存在论文艺学反对传统“本质论”、“本体论”关于文学某一固定、单一、一元“本质”和“本体”的追索，不赞同一些文化研究派所主张的文学相对主义和意义虚无论，也不同意所谓文学“本质”多元论和在历史、语境、关系中有条件地把握文学“本质”的做法。存在论文艺学把文学存在方式和文学存在价值看成两大基本研究主题，在这两大基本主题形成的基本框架下开展文学具体问题研究。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即研究作为存在者诸文学要素和整体文学现象是如何存在的，它是以何种状态、结构、面貌整体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按照笔者的浅见，这些文学存在者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媒介等具体要素，前四个要素被作为文学活动第五要素的媒介连成一个整体，形成活动过程。文学存在价值研究是对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即研究文学存在方式或文学活动对于人而言的价值。文学活动之于人的价值是存在论层面的，即关乎人对最根本的意义性“存在”本身追索、感悟的问题。正是在文学活动中，人“在世界中存在”的状态发生了不同于一般现实世界中的变化。此时这个“世界”是文学艺术的世界，人“在世界中存在”就具体化为了人“在艺术世界中存在”。这个艺术世界是不同于现实的超越性世界，它是个虚构世界，是个虚拟世界，是个可能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的作者以艺术创造方式不断追问意义(存在)、探索意义(存在)，并将理解、感悟的意义投入文本；读者则根据“前理解”阐释文本，这种阐释不可能是对文本固定意义的还原。在文学活动中，意义不可能是一种“自洽”、“自主”、“自在”的，作者投入文本中的意义如果还处于静止凝固状态，只是文学意义发生的潜在状态，还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意义。真正的文学意义是在主体间交流、“谈话”中不断生成、涌现、绽放出来的，并以这种方式存在着的。随着意义(“存在”)的不断发生，人的存在状态也在不断变化，不断走向澄明境遇。 存在论文艺学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中早已展露过头角。1990年代，在实践美学争鸣中涌现出了“存在论美学”，后来有学者把现代存在论思想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此外，后实践美学中的“生命美学”、“超越美学”也积极吸收了存在论思想，尽管有理论变形的状况。1990年代末，有学者把存在论思想用于对生态美学的研究，改造了“认识论生态美学”，形成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这些以存在论为理论基础的各种美学思想，给存在论文艺学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资源。在文艺学领域，早在1980年代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中，有学者就曾倡导过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之后，关于文学存在方式的研究尽管未进入主流视野，但一直没有中断。最近几年，笔者不揣浅陋，从今天的新媒介文化、文学现实出发，将现代存在论与现代媒介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媒介存在论”思想，并以此为哲学基础努力建构媒介文艺学，可以被视为当代存在论文艺学研究的一支。当然，关于存在论文艺学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1990年代有学者把艾布拉姆斯、刘若愚倡导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说引入中国，并与马克思的人的活动理论相联系，构造中国当代文学活动论，其中就有着存在论文艺学的理论观念。而理论界却把它看成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更有学者把存在论中的“存在”也看成一种“本质”，倡导“存在论的本质主义”。这种将存在论混淆为“本质论”、将文学存在方式混淆为文学“本质”的问题亟需认真清理。 总之，在“反本质主义”和超越“本质论”范式之后，在今天的理论多元化背景下，建构现代存在论文艺学应该成为文艺学建设的重要选择之一，它蕴含着推动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向新发展阶段的强大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