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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阐释论”质疑和批判的对象是整个当代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文论和受其影响的中国当代文论与批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自然包含其中。严格说来，“强制阐释论”还不是一种内容完备的文论体系，而主要属于理论反思成果和相对于当代中西文论与批评中存在问题提出的文论建设观念、立场以及方法论思想。然而，这些已足以使其立足的“本质论”理论范式彰显无疑了。与“反本质主义”一样，“强制阐释论”也包括“破”和“立”两大理论板块，其“本质论”立场和理论诉求也具体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在批判反思对象的甄别和取舍中，“强制阐释论”有意无意地流露着“本质论”倾向。“强制阐释论”认为当代西方文论最大的缺陷可以用“强制阐释”来概括，有四个特征，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反序认识路径”(14)。这四点中前两点是关键，后两点是前两点的具体化。因此，抓住了前两点也就等于抓住了“强制阐释”的理论精神。从理论诉求的总体情况说，“强制阐释论”未必完全认同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但它别有意味地将这两个流派排除在了批判对象之外。按照“场外征用”说的逻辑，这两个流派很明显地“征用”了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如果把语言学、符号学的分析抽掉，等于抽掉了这两个流派的理论魂魄。也许“强制阐释论”钟爱这两个流派并不取决于它们是否犯了“场外征用”的错误，而在于它们持有最为典型的文本中心论和文学“本质论”立场。俄国形式主义反对的是19世纪俄国流行的“文学形象思维本质论”。但这种反对不是理论范式层面上的，而是“本质论”范式内部的，即企图以新的“本质”——“文学性”、“陌生化”语言、文学创作“程序”、“诗功能”等代替形象思维，形成了“文学形式本质论”这一新的文学“本质论”。新批评不仅采用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形式本质论”的理路(尽管没有直接受到影响)，而且通过对“含混”、“肌质”、“张力”、“悖论”等语言和文本形式特质的阐释，使这一新文学“本质论”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新批评主将兰色姆最先把“本体”范畴从哲学领域“征用”到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中，他倡导的“本体论批评”第一要义就是以文学作品或文本为“本体”。“强制阐释论”提出的“本体阐释”，主要采纳的就是这种以文学文本为“本体”、把文学文本看成文学本质来源的“本质论”文学观和批评观。 其次，“强制阐释论”坚持以“场内”、“场外”区隔了文学和其他文化形态、文论批评和其他学科，显现着“本质论”思维路径。所谓“场外征用”，即“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15)。这些学科包括哲学、史学、语言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生态批评等新兴文化理论，还有自然科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具体“征用”方式包括“挪用”、“转用”、“借用”三种。这一看法，一定程度上点中了当代西方文论与批评的要害。同时，也体现出了“强制阐释论”自身的“本质论”理论性质。如果我们把人的精神活动也看成一种文化实践行为，那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主要表现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活动及其成果，而人文学科则主要表现为人对意义的追索方式和解释形式。文学艺术属于典型的对意义的追索方式，哲学、历史、宗教学、伦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则属于典型的意义解释形式。不仅意义的追索方式与解释形式之间密切关联，而且诸解释形式之间也没有明确清晰界限。常识告诉我们，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化源头处，并无今天意义上的学科上划分。古希伯来《圣经·旧约》、古希腊《荷马史诗》、中国先秦诸子学说无不是今天的文学、宗教、哲学、历史、教育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混杂物。在今天的学科体制下，只能对它们作功能上的区别，即将其看作或用作哪门学科它就是哪门学科。我们很难说这些文化形态具有哪个学科特有的“本质”。那时，将旧约故事(文学)作宗教性解释、将《荷马史诗》(文学)作教育儿童的教育性范本来解释、将庄子的《逍遥游》(文学)作道家哲学上的解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里无所谓“场外”、“场内”，也没有什么“征用”的问题。之所以形成了“场内”、“场外”之别，之所以有了今天的“场外征用”一说，无不与后来的“本质论”思维方式的兴起和受制于“本质论”思维思考问题有关。“本质论”思维要求对世界进行分类认知，对存在进行分层把握，特别是人为设定存在物深层“本质”，并企图以抓取“本质”方式达到把握存在本身的目的。它始于古希腊，经过近代理性主义和认识论哲学的建构，到19世纪末，已臻极致。也正是随着“本质论”思维的进一步强化，近现代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界限越来越分明。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一门学科要想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具有明确而独特的研究对象，即要明确：“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16)。而要明确这两点，其实就是在把握对象的“本质”。反过来说，把握到了对象的“本质”，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才是明确的；研究对象明确了，作为一门学科才是成立的。这样，各门学科之间也就有了明晰的界限，也就出现了“场内”、“场外”之别。当然，“强制阐释论”并不反对跨学科，但同时认为文论“更要依靠其内生动力”，即是说，学科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场内”之力。同时，要使用“场外”理论，必须要服从“文学的特质”，否则就是非法“征用”。总之，严格区分为学科内/外，固守研究对象“本质”，是“强制阐释论”的基本思维方式。 再次，“强制阐释论”的“本质论”思维方式还体现在，它反对文学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上。“主观预设”被认为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指的是“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具体操作包括：“前置立场”，即“在展开批评以前，批评者的立场已经准备完毕，批评者依据立场选定批评标准，从择取文本到作出论证，批评的全部过程都围绕和服从前置立场的需要展开”；“前置模式”，即“批评者用预先选取的确定模板和式样框定文本，作出符合目的的批评”，使用符号学模式、数学物理模型进行文学批评就是最突出表现；“前置结论”，即“批评者的批评结论产生于批评之前……批评不是为了分析文本，而是为了证明结论”(17)。“前置结论”的说法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为如果结论已经前置了，一个阐释活动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动机、动力和意义，这种阐释活动在现实中并不多见。因此，这里的“主观预设”应主要表现在“前置立场”和“前置模式”两大方面。如此的“主观预设”其实是指认知阐释之前主体认可和选择用以指导具体认知阐释活动的立场、观念、范例、模式、原则等，它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的阐释活动中。可以认为，没有这种“前置立场”、“前置模式”为具体内容的“主观预设”，认知理解活动是难以想象的。理论史上，格式塔心理学派所说的“整体观念”、皮亚杰提出的“认知图示”、库恩标举的“预设前提”等谈的都是这个问题。在认知和阐释活动中，“主观预设”具有强大的功能，它以假定、投射、推断方式突破既定知识体系，创造新的价值内涵，使新的意义得以产生。其实，重视“前置立场”、“前置模式”或“主观预设”是现代阐释学区别于古典阐释学的标志之一。在海德格尔那里，“主观预设”被解释为“前结构”，具体包括“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先行掌握”。它们内在于解释，并且为解释奠定基础：“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18)。在伽达默尔那里，“主观预设”被称为“前理解”，它已经构成了阐释活动历史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构成了阐释主体进行阐释活动的首要条件：“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im Zu-tun-haben mit der gleichen Sache)。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19)。当然，“强制阐释论”并不反对阐释学意义上“前结构”、“前理解”，并对它们和“前置立场”作了区分性说明。认为，前者是“隐而不显”的、模糊的、不明确的作为解释发生背景而存在，而后者是目标清晰的、自觉主动的，或者干脆说是主观故意的。按照上文的分析，无论是“前置立场”还是“前置模式”都已经进入了阐释学历史性或阐释循环的内部，一定程度上它是历史和文化强加给具体阐释者的。它不是阐释者主观故意、主观选择能改变和左右的问题。所以“主观预设”中的“主观”只是假象，“预设”才是关键。而“强制阐释论”认为，“主观”是关键，“主观”可以改变“预设”，进而反对“主观预设”对阐释活动的介入，其实这是“本质论”模式下的一厢情愿。在这里，体现出的是“本质论”一贯坚持的“自足论”思维。正是在“本质自足性”意义上理解事物，才会认为，阐释之前可以没有“前置立场”、“前置模式”，阐释活动可以在纯粹客观意义上或“自然化”状态中进行。而实际上，这是无法做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