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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体间的相离关系：优越场域的利用 除了为友人、同乡等亲见亲知、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作序，书序文作者还要经常为并未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陌生人作序。对于当时在文坛上复古一脉具有领袖地位的王世贞来说，其书序文里的这类作品更不在少数。如《赵霸州集序》，王世贞此前并不知道赵霸州为何人，只是因其同年王某所托才为其作序；又如《西陵董媛少玉诗序》，王世贞所序诗集的作者董少玉，是其友人周弘禴(1574年前后在世)之妻，和王世贞更是没有任何交往。最为明显的是，为古人的作品撰作的书序文，王世贞和书籍作者隔着时间的鸿沟，主体间的接触或交往更是无从谈起。 书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两个主体间的相离关系，给王世贞在撰作书序文时，把握书籍内外的信息和资料造成了障碍，所以，此前在主体身份重合时以及为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作序时所采用的视角，如书籍编著者的私密性经历和个人心理情感以及和书籍编著者的私人交往等，在这类序文里皆不具有可操作性。王世贞唯一亲见的只有书籍文本，因此最容易的书写策略便是从自己对书籍文本的阅读与感受着笔。 首先，王世贞在撰作书序文时，作为书籍的优先读者且自身拥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他可以利用这一优越场域，针对书籍文本作主观的评判。如《钱东畬先生集序》中，王世贞对钱琦(1469-1549)“弃格师心”的作品特点给予了肯定：“先生之所师，师心耳。……顾其从容舒徐之调，不至弦促而柱迫，不作窘幅而舛纬。其合者，出入于少陵、左司之间，而下亦不流于元、白之浮浅。”(30)收到友人之子送来的兵书，扬郡丘大夫所著《兵车心见》，王世贞在序文中直接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认为该书不同于戚继光等人的兵书，称“此非车也，盾也”，然而却能“擅车之利，去车之害”(31)。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王世贞还可以就文本涉及的相关内容独辟蹊径或借题发挥地延展开去，这种延展有时和原来的书籍文本并无太大关系，甚至让人感觉是书序文作者在自说自话。《苍雪先生诗禅序》是王世贞应友人之请为其隐于诗的曾祖父所作，但序文并没有集中评论书籍文本，而是主要抓住苍雪先生所擅长的“诗禅”的写作方式，由此点展开写去，认为诗禅易入二境：“入悟境则坐成莲花，入魔境则立变荆棘。”(32)王世贞并未见过龚勉(1536-1607)，在《龚子勤诗集序》中，他没有着力去剖析龚勉诗作的平淡韵味，而是由此引出诸多文学思考，认为唐代以诗赋程士，所以“多工于诗而拙于政”，明代由于士必经谊而考核官吏必以政术，所以“工于政而拙于诗”(33)。在序文中，他还分析了白居易和韦应物的诗作，认为二人的水平虽然不及李杜，但也决非大历十才子可以比肩，从而表达了自己渐趋平淡的文学趣味。 当然，仅仅针对书籍文本的书写还不足以体现书序文作者所处的异于普通读者的优越场域，也无法从多个侧面更为广阔地引导读者进入书籍的意义空间。因此，除了围绕书籍文本内容的书写，王世贞总是尝试着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关于书籍编著者的信息和资料，延续书序文最早的传记传统以吸引读者阅读。虽然和书籍编著者并未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从书籍编著者处着笔。比如，王世贞可以借助熟悉和了解书籍编著者的他人之口。在受友人梁孜(1566年前后在世)所托为其祖父太师梁储(1453-1527)的诗文集作序时，王世贞对梁太师其人其事的叙述，资料就来自梁孜和“霍先生”之口：“余闻之霍先生，云故太师梁公之贤也……”(34)《白坪高先生诗集序》中关于高先生其人的多个方面，亦皆借自他人的叙说：“余为郎时，则闻白坪高先生，嘉靖间名臣也。”(35)《西陵董媛少玉诗序》所记董少玉其人其事，包括诗集的成书过程皆得自其丈夫周弘禴，因此王世贞在序中能直接引用董少玉私下对周弘禴所说的话：“吾妇也，而又君之妇。妇何必以诗传?即传，而以君之妇，天下孰不谓出君手?何梓为?”(36)从而营造出真实的现场感。 由于从他人处所得的信息有限，也并非总能借用此种信息，所以王世贞还得继续寻找序文书写的突破口。策略之一便是将自己当成书籍编著者的熟识者，甚至站到书籍编著者的知音的立场去言说。《项伯子诗集序》中，王世贞虽不回避自己与项元沛(1525-1590)屡次错过、终未亲见的事实，然而又着重强调自己“时心识之”，而“伯子亦似知余”(37)，因此接下来在序文中对项元沛其人其事的描述虽然皆为当时世人所共知，却因王世贞在序文一开始就说自己和项互相倾慕并心有灵犀而有了“知音之眼”的非凡意义。《龚子勤诗集序》说：“虽不能尽得其人，于其诗见一斑矣。”王世贞认为自己通过阅读诗篇，已然得龚君深意，真正理解龚勉近似白居易的诗风，篇末甚至要将自己对白居易诗歌的心得“与龚君共味之”(38)，俨然一副知交的姿态。 以上所举书序文，书籍编著者尚和王世贞处于同一时代，王世贞可以通过世人共知或从他人处取得的材料和线索以及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感知，大致把握书籍编著者的情况。而为与他相隔几个朝代甚至上千年的古人的书籍作序时，他和书籍编著者两个主体间的区隔又多了一堵厚重的时间之墙。为此，王世贞更要强调自己虽然无法得以亲见古人，但却可以思接千载，穿越时空与古人达成心灵的默契。在《楚辞序》中，王世贞说：“自太史公、班固氏之论狎出，而后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绅以谈性命者，意不能尽满于原；而志士仁人，发于性而束于事，其感慨不平之衷无所之，则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39)通过比对司马迁和班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司马迁最为理解屈原，因此司马迁的论述为具有“感慨不平之气”的“志士仁人”所赞同，而王世贞自己对屈原也充满同情和推崇，言下之意即是说自己和司马迁一样可以触摸到屈原的情感。在《重刻晋书序》中，王世贞虽然不可能亲见《晋书》的各位编撰者，但他却可以利用丰富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仔细分析和考察各位编撰者的知识背景，发现他们皆学有专长，在撰写时又能合理吸收诸家前史之长，所以最后不同于否定秦、晋、隋而极端宣扬宋的正统论，王世贞得出结论：成于众人之手的唐修《晋书》可追《三国志》和《后汉书》，甚至优于新旧《唐书》。并且这种认识是在他认真研读《晋书》后所得的，他说：“是书之失，固不能无杂采而轻信，然读之，使其事犹若新，而其人犹有生气者，以拟陈、范则有间，庸渠出唐史下耶?”(40)如此更使自己的体认有了令读者信任的资本。 除此以外，王世贞在书序文中还采用了其他一些书写策略，以体现其身处异于普通读者的优越场域。例如王世贞应同乡孙元之所请，为其五世祖节轩公的《山泽吟啸集》作序，该集后还附有元之父亲如山公的《观国吟集》。由于对节轩公和如山公皆不熟悉，王世贞别具匠心地将自己与元之的交往作为序文书写的切入点，且贯穿全文。而文中对于元之父亲，王世贞评论道：“其前有节轩公以章美，后而有元之以传盛，虽微，诗吾知其不泯泯也。”(41)通过前后辈的情况来推测居于中间的元之父亲，一笔带过而行文巧妙。又如王世贞受同年王某所托，为对王某有知遇之恩的赵霸州诗文集作序，序文前半部分将视角投向赵霸州对王某亦师亦父的恩情，后半部分则通过和古人作比较，感叹王某后来对赵霸州之恩笃报如彼(42)。而在《陆氏伯仲集序》中，王世贞又把来请序的萧君对陆象孙、陆肖孙兄弟的知音之情作为主要的书写角度蔓延开去，使该序达到“如常山蛇势，有首尾相应之妙”(43)的艺术效果。还有《白坪高先生诗集序》，由于高先生为蜀中内江人，于是王世贞从地域的角度，将蜀地的人文地理与高先生其人的风神联系了起来。其他如《插柳全孤诗序》《大业堂尺牍序》《太保刘文安公荣哀录序》等篇谈及书籍编著者时，在书写策略上也皆各有创造。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类书序文中一旦涉及对书籍编著者的主观评价，就容易出现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笼统评价和套话，如“诗文咸明婉有致”“奏疏公檄剀切中事机”(44)等。这样的话语并不能提供关于书籍内外的具有特点的信息，对读者深入书籍世界亦无甚助益。此类情况的出现，就不免让人感到书序文书写在应酬环境中的无奈了。王世贞五十六岁时为胡应麟(1551-1602)《绿萝馆诗集》作序，开篇就感叹自己应人作序颇觉艰难，打算拒绝所有人的托请，然而又常苦于不能逆人之请，如此两难的境地竟曾使他“几且焚笔”(45)。事实上，书序文基于某部书籍写就的文体特征和它呈示、延展该书籍意义空间的文体功能，决定了书序文作者在序文书写之初就已经进入了需要通过与书籍编著者的对话和沟通，在一致和不一致间求得谐融的主体间性中。即是说，主体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为书序文书写戴上了无形的“枷锁”，但也正因如此，书序文书写中主体间性的场域也就成了文人们才情的秀场。 通过书写策略的有效运用，王世贞以书序文为读者搭建了得见一部部书籍之美的津梁。由于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这两个主体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书序文的书写策略，我们根据二者的主体间关系将王世贞书序文分作三类：第一类是书序文作者王世贞一身二任，与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重合；第二类是王世贞和书籍编著者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交关系；第三类是王世贞和书籍编著者并未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离关系。我们看到，在第一类书序文中，由于主体身份的重合，王世贞自由调用了书籍内外甚至编著者私密性的资料和信息，以求最大限度地引导读者进入书籍文本的意义空间；同时为缓解自夸的嫌疑，往往采取故作谦虚等自我形象塑造的书写策略。在第二类书序文中，由于和书籍编著者主体间的熟识，王世贞在和书籍编著者的交流和沟通中，易于找到相互的认同或契合之处并发挥想象，产生新的思想；同时，为获得读者的信任，他还常常刻意将自己作为书籍编著者的“熟识者”这种主体身份移置到读者的立场去思考和言说。在第三类书序文中，与王世贞所直面的主要是书籍文本，因此他作为优先读者，往往调动自己丰富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就所面对的文本作主观评判或者抓住与文本相关的某个点延展开去，有时甚至自说自话；此外，王世贞还尝试通过借鉴他人的叙说，或者将自己假想成书籍编著者的熟识者甚至知音，在书序文的书写中彰显自身所处的异于普通读者的优越场域，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引导信息。总之，针对不同的主体间关系，王世贞运用不同的书写策略，求得主体间的谐融，最后付诸文本，完成了书序文的撰作。 当然，除了受到与书籍编著者主体间关系的制约以外，时代文学思潮和个人创作心态等也在王世贞的书序文书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玄峰先生诗集序》中，王世贞便用较多的笔墨，将章华道的诗风与家乡吴中诗风作对比，以赞美章华道的诗作：“吴中诸能诗者，雅好靡丽，争傅色，而君独尚气；肤立，而君独尚骨；务谐好，而君独尚裁。吴中诗即高者剽齐、梁，而下者不免长庆以后；而君独称开元、大历。”(46)在这种褒一方而贬一方，且只挑章华道诗集中符合复古文学思想的地方加以赞美的书写中，王世贞借为章华道诗集作序，批评了吴中偏重文彩、轻柔绮靡的诗风，也高扬了复古派崇尚大历以前高华宏大诗风的文学主张。而在《李氏山藏集序》中，王世贞再次运用了这种两相比较的书写方法：“某吴人也，少尝从吴中人论诗，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闾而望欢者，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奈乎客之浣其质而睨之也。……公之似北地也，甚矣其深也。”(47)这时书序文就成了王世贞有意识选择的作为表达个人或复古派的思想和观点，甚至争夺某种话语权力的文体。对于书序文与时代文学思潮和个人创作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将另行撰文讨论。 将王世贞书序文的具体书写策略置于中国古代书序文的书写史中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本文对王世贞书序文的考察，可以看出，书序文的书写受到主体间关系的制约，必然呈现出主体间性的特点。书序文具有基于某个书籍文本写就的文体特征和呈示、延展该书籍文本意义空间的文体功能，这些都决定了书序文的书写不仅关涉本文重点讨论的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这两个主体，同时还会涉及其他主体，如书籍文本、读者等。书序文作者、书籍编著者、书籍文本、读者等多个主体之间，势必会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多变、也更加有趣的对话、交往、沟通、体验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从明代中期起，文人学士编辑文集时，往往将自己撰作的书序文归为一类，他们早就看到了书序文作为一种独立书写门类的魅力。随着时光的流逝，书籍可能散佚，书籍编著者的生平事迹可能湮没无闻，但原本依附于书籍的书序文却得以留存。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读者已不是因为要阅读书籍而去阅读其序文，而是因为循着书序文才了解到所序书籍及其编著者，于是书序文产生之初的书写对象书籍文本便从主角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能说明书序文可以完全游离于其所序的书籍文本之外。因此，讨论书序文，必然应该考虑到制约书序文产生的主体间性。而以往的书序文研究正是因为忽略了主体间性，对书序文的使用脱离了它当时的语境，于是种种解读皆偏离了书序文文体的本质意义。就王世贞的书序文而言，只有对书序文作者、书籍编著者、书籍文本、读者等之间复杂的主体关系作更为深入详尽的探讨，才能真正理解王世贞书序文中的话语，也才能论定王世贞书序文的实际价值。可以说，因为主体间性的牵绊，书序文和其所序书籍文本之间就如同风筝与线。一只飞翔的风筝，可以越飞越高，在蓝天中成为独立的风景，但是一旦挣脱了牵着风筝的线——书籍文本，它终将黯然跌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