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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唐诗写作(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 米彦青 参加讨论

    三 草原丝路对中原文学题材的拓展
    草原丝绸之路地处边陲,在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诗人们从故园北望或西眺到行路的尽头,也只能用想象为自己笔下的塞漠和草原作注释。因此,亲身经历异域自然景色和独特民俗的体验,与坐守乡园的想象,在改变了诗人诗歌气质的同时,也共同促进了草原丝路上的咏物、写景、民俗类诗歌的发展,而草原丝路上的文学创作又为草原丝路文化的形成从文人情怀与诗意人生的角度进行了建构。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诗歌写作不绝如缕。两汉、南北朝时出现了《天马歌》《乌孙公主歌》《匈奴歌》《陇上歌》《陇头歌》《敕勒歌》《木兰诗》《从军行》等歌谣。北周文帝宇文泰之七子宇文昭的《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一般认为,这是游牧民族文人的第一首描写草原风光的诗作。魏晋时期,北方汉族文人作过不少乐府诗,其中不乏描绘草原风光、抒写草原情怀的佳作名篇。例如陆机的《饮马长城窟行》。隋炀帝西巡,部分文人的足迹随之到达西平(今西宁)、河西走廊等地,但没留下什么可堪传诵的作品来,不过这并不表明当时的诗人们就没有边地意识,不少诗篇中有诸如“天山”“焉支”“陇头”“先零”等西部地名和部族名。唐代疆土辽阔、文化多元,草原丝绸之路从东到西,气候风景变化多样,诗作可载诗史者数不胜数。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唐诗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述风情”,唐代士人对于外界陌生的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北上的中原诗人面对异地的风景和民俗有一种陌生化的新奇,新奇的感受极易诉诸笔端。以风景入诗虽然是诗学发展到中晚唐的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53),但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唐诗写作中早已露出端倪。卢照邻、陈子昂、卢纶、王之涣、岑参、高适、李白、王昌龄、崔颢、李益、温庭筠、许浑等人,或游边或入幕来到草原丝绸之路的写作,使得他们笔下的南北做出真正比较成为可能,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一种距离感,能使他们反思以往的创作,因之,他们以塞外风情丰富了自己的诗歌题材,扩大了诗歌意境,转变了艺术风格,承载了更为沉厚而博大的人生体验。崔颢少年时文风浮艳,殷璠《河岳英灵集》称:“(崔)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54)李益是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代宗大历四年(769)进士,曾任象郑县尉等职位低下的小官,后弃官游于燕、赵间,在藩镇任幕僚18年,先后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灵州大都督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后又被幽州节度使辟为从事。多年“北游河朔”(55)的经历,李益写下了50多首表现草原丝绸之路风光与边塞战争的诗歌,可以说是唐代诗人中的翘楚。李益“所作从军诗,悲壮宛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56),草原丝路行旅的经历丰富了李益的人生,成就他的诗名。陈子昂是梓州射洪人,曾两度从军至北方边塞。西南与塞北风光迥异,四时风光的变迁带给他诗歌写作中敏锐的感受。岑参曾两次前往西域,草原丝路西部的奇异风光给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材。
    草原丝绸之路区域在中高纬度地区,与中原有很大不同。这里四季分明,春秋风沙大,夏季凉爽适宜,冬季漫长寒冷。“紫塞严霜如剑戟”(李白《山鹧鸪词》)、“千条水入黄河去,万点山从紫塞来”(欧阳詹《和太原郑中丞登龙兴寺阁》)、“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周朴《塞上曲》)、“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张敬忠《边词》)、“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塞上听吹笛》)等等,其写作者,无论是曾入朔方幕,任平卢、河西、剑南节度使的张敬忠,还是曾游并州、幽州的李白,以及曾北上蓟门、晚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的高适,当他们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态度去认知边塞,获得了相似的苦寒难耐感受的同时,陌生化的新奇感也是如出一辙。新异的景色给诗人们带来新鲜的感受,在其笔下呈现不一样的诗思。无论是前举诗句,还是如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骆宾王“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刘叉“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从军行》)这样的描述,是只有草原丝路上才能写出的。边塞带给诗人们的除了奇情丽景之外,更有风骨凛然之壮美。荒凉的塞漠成就了诗人们英雄的襟怀,而诗人将豪杰气概融入笔端,抒写草原大漠生生不息的苍凉奇丽、磊落气骨。“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岑参《火山云歌送别》以丰富奇异的想象写吐鲁番北部的火焰山,与《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等享誉诗史的诗作,共同奏响了岑参“尚巧主景”(57)“清新奇逸”(58)风格的草原丝路西域乐章。
    以饱满的热情抒写草原民族酒席饮宴,展示草原民族独特民俗,是草原丝路诗人“述风情”的另一种诗材。“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虏酒千钟不醉人”(高适《营州歌》)是诗人在草原丝路酒席上的感受;“羊马群中觅人道”(施肩吾《云中道上作》)、“牧马千群逐暖川”(李益《暖川》)、“牧马群嘶边草绿”(李益《塞下曲四首》)是诗人对草原民族大规模放牧随时令迁徙生活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草原丝路上的唐诗书写者们也注意到了在不同民族族群中生活者的生态状况。中唐诗人吕温在唐德宗末年出使吐蕃,行走于青藏高原,写下了《题河州赤岸桥》《经河源军汉村作》《蕃中答退浑词》等描述吐蕃风情的诗歌。其中《经河源军汉村作》是他在西去途中经过今青海省西宁市时写的,生动地反映了在异族统治下的河湟汉族遗民的生活情形。而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则表现了被安置在黄河河套南的突厥降户的习俗和思乡之情。
    草原丝路的要津或山水风物在民族摩擦或交流中悄然发展,发展促动流变,流变引入生机,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因此生生不息。
    阴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往东伸展至河北省西北部。阴山、乌兰察布草原岩画真实地再现了原始游牧生活画面,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逼真壮观,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牧马图至今还留存有28匹骏马。李贺《马》、白居易《阴山道》都描述了草原民族对马的喜好。因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阴山是唐人边塞想象的寄托之地。温庭筠曾去往西北边塞,那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西域与塞北的自然状况类似,民族心理同构,他在《敕勒歌塞北》中描述的“阴山无岁华”,是在塞外寒夜聒碎乡心梦不成的诗人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诉诸于诗词作品的真切感受(59)。赵延寿《塞上》诗是对阴山风景和阴山脚下生活场面的鲜活描述。贯休《塞上曲》二首叙写了阴山如何为勇敢的战士提供了效力国家的疆场,让他们在这里实现百战功名梦。而他的《古塞下曲》中,阴山又是苦寒塞北的象征,客居者大都渴望离开这里早日回到故乡。类似的描述,在于濆《戍卒伤春》和王建《饮马长城窟》)中也都可以看到。
    当北行的中原诗人在阴山地域时而雄心壮志时而彷徨犹疑之时,阴山地域的草原游牧民族却在和汉民族的交融中加速文明的进程。阴山山域早在春秋时期就曾迁徙来汉族。公元前209年匈奴曾建头曼城(包头固阳古城西北)。公元418年,匈奴赫连勃勃建大夏统万城(靖边白城子)。北魏建盛乐城。草原都城浑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包涵着历史文物、都城建筑、人文景观、风俗习惯、礼仪风尚等。1956年,在蛮汉山南凉城小坝子村出土“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出土的鲜卑郭洛带(腰带),带饰是用黄金制成,表面浮雕精美的花纹,可见鲜卑贵族的富贵华丽服饰。1993年,和林格尔榆树梁村发现北魏大型砖室壁画墓。其中狩猎图绘制阴山下平坦的草原,大黑河的流水,丛林中还有老虎、鹿、野猪等。绘制的杂技图,一个人顶着杆,上面有2人翻腾,可看到今日杂技“脑阁”“抬阁”的由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高车(敕勒)、柔然、突厥、回纥、阴山沙陀、契丹、女真、西夏、阴山鞑靼等先后迁徙阴山地域,使草原文化与汉文化,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和融合,走向农耕文明。
    唐诗流播广远。一旦诗成,其媒介功能不仅可以满足士人以广异闻的需求,并且最终会成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毕竟,草原丝绸之路经过地区多为高山塞漠草原,在交通不够发达的千余年前,能够亲往那里的诗人是少之又少的,所以草原丝路上的自然山川、草原风貌、气候物产、人情风俗等等,既成为丝路诗行中的主体,同时也是时人或后人了解草原地域的一个媒介。草原丝绸之路区域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多族群人员活动的空间,唐诗的写作者以中原汉地诗人为主,因此,反映的基本上是当时汉民族眼中的边塞。虽然唐帝国的空前强盛,疆域的大幅度拓展,中央政府与草原丝路上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整个诗歌艺术空前繁荣,这些因素使得唐人较之前代诗人,已不完全是用消极的、否定的心情看待草原游牧民族,但眼光依旧是审视的,总体写作姿态还是疏离的。而这种写作状况,直到元代才有所改变。
    草原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中西的一条文化线路,承担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那些留存的古代城市遗址正是草原丝绸之路重要的实物载体,也是草原游牧民族吸纳、接受汉文明的结晶。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强大的汉民族农耕文化势必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条路线上,唐诗书写所浸润的多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碰撞、融合、升华,从而形成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的过程,就从文学的视角最好的展示了不同民族族群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认知。游牧民族的经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是极不稳定的,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形成大的波动,也会产生为谋求生存而与他族争夺自然与社会资源的战争,所以,在二百多年的唐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上,除了商品交换以外,还会出现不同民族间的和亲、战争等文化现象。在研读草原丝路上的唐诗书写时,既要观照汉民族的视域,也应当注意游牧民族的文化发展,这样才能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展读其间所蕴含的中华多民族文学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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