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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时代文学审美范式探绎(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浙江社会科学》 黄继刚 参加讨论

    二、审美之维:“可名”与“可悦”
    我们前面通过“语图互文”来阐释了“文学图像化”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将从学理路径来考察阐明“文学图像化”的合法性及其理论局限。如若我们将语言文字视为实指性的“可名”符号,而将视觉图像视为虚指性的“可悦”符号,并以此来定义和区别二者在传播中的过程及其后果。那么,“可名”和“可悦”则分别表征着“文字先行”和“观看之道”这两种对世界把握的方式。
    语言作为我们把握恒常世界的重要媒介,语言的实指性特征使得能够言说的“可名”或者精确界定的“命名”成为语言存在之根本属性。这也是逻辑判断和理性认知的起始开端。正如索绪尔所言:“我们把名称派分给事物,也就在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签订了一种契约关系”。(16)可以说,历来关于“名实之辨”的思考就不仅仅具有语言学的普遍意义,也是思想家关注的本体性认知问题。孔子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7)以此来说明“命名”之重要性。殷璠也言及:“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压梁窦,终无取焉”。(18)而杨钟羲在《雪桥诗话馀集》中更是将“名实”上升到“安身立命”的高度,“名不符实者天所成,实不副名者天所倾,宜忧勤以求实,谦退以让名焉”。(19)这些有关于“名实之辨”的表述进一步肯定了语言作为认知表达符号在界定事物本质属性时的关键作用和核心地位。但值得我们做进一步学理探究的是,在这些对语言文字“可名”、“命名”之重要性的阐释话语中,“图形”、“图像”的价值或地位究竟置身何处。根据赵宪章先生的考证,“名实之辨”的最早论述者邓析实际上阐发的是“名”和“形”二者的关系,邓析言及的“好刑名”(“形”实为“刑”之通假)已然将“形”之有无作为能否“可名”的有效参考标准。“有形’作为‘实’之形貌、形象,意味着对象之可名;反之,‘无形’作为‘虚’的表征,则意味着不可名。”(20)换句话说,“实”作为可以呈现和把握的对象,是“名”之物质基础;而“形”处于这二者中间,成为“名副其实”或“名正言顺”的有效佐证。藉此“形’的概念已经从事物的形象拓展为整体命名行为中的‘图像认知’”。(21)由此说来,图像在“可名”、“命名”的认知活动中从来未曾缺席过,而正是图像的存在才能规避语言的局限性。换言之,图像的“虚指性”使其价值主要体现为趁“虚”而入,即它在语言能力捉襟见肘之时能够作为桥梁来弥合可知与不可知、确定与不确定、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距离;在审美对象之再现和不可再现的意义缝隙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这在文学审美活动当中体现的尤更明确,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22)这一辩证逻辑关系呈现出来的正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独特性。中国话语体系历来遵循着从语言到形象的诗性化演进方式,其思想逻辑呈现为言-意-象-境的层级递进和含蓄包蕴的思维情趣,具体体现为四个相应层级的关联及其展开:即言的形态(文体、章法、语韵、修辞),意的凝练(体道、寓意、主题、抒情、言志),象的建构(景物、音容、事貌、韵外之致),最后到境的营造(虚境、情境、实境、境外之境),这其中“言”被作为思想表述的首要质料,成为“达意”、“立象”、“抒情”、“明道”的基本途径。无论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3)还是“圣人之言,因言以明道”(24)都是对语言的推崇和倚重。但是语言自身的困境又使得古人总结出来另一套表述体系,以此来回避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尴尬,这一策略就是“立象”,许多可索解体悟但是无可表述的话语内容,经由述象而得以传达,即以话语述象再以象达意,这成为中国话语逻辑中微妙的体验方式。譬如司空图在阐释文学审美体验中的“沉着”时所言:“绿林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25)在司空图营造的动静皆宜、虚实相生、清新隐秀的风景图像中,很多微妙细致的东西是用语言难以言明的,唯有通过对景象的体验才能够把握“沉着”的全然审美感受,所以,从审美维度上来说,“可名”(语言的体系论证性)和“可悦”(图像的普遍直观性)在此已然交融于一体。而二者有效配合并达成的这种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艺术感受历来是中国文学艺术所追求的臻境。
    既然语言历来的优势地位建构出文学“命名”的合法性,那么在现代媒介时代以及“视觉文化”的冲击及影响下,作为世界把握方式的“可悦”是否也具有合理性呢?利奥塔曾经在其博士论文《语言及图像》中高度肯定了图像的文化内涵,“图像具有独特的形式范畴并遵循自己的美学原则,图像帮助我们摆脱了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们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26)具体而言,图像的价值意义不仅体现为时代发展过程中电子媒介相较于印刷媒介的优势,还包括其对理性(语言)中心主义的消解。换言之,现代文化体现出话语特质,它由读者和文本的距离来呈现:理性高于直觉、意识高于潜意识、话语高于图像;而后现代文化表征为图像特质,其体现为感觉优于意义、直观优于概念、图像优于词语。追随德里达对西方哲学批判的脚步,利奥塔认为西方哲学已然围绕着语言与图像、逻辑与感觉、说与看、阅读与感知、普遍与特殊之间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他反对文本和话语优越于经验和图像的看法,由此他将自己的文字称之为“为眼睛的辩护”。(27)除此之外,艾尔雅维茨也批判了图像和语言之间的矛盾对立以及造成的文化错觉,“图像就是符号,但它假称不是符号,装扮成自然的直接在场,而词语则是它的他者”。(28)图像自身被视为符号性语言,作为对客观现实的图像表述,其一直被视为直接的现实或者现实本身;艾氏致力于将图像概念置入到美学话语体系中,通过文学内部话语性和图像性之间的冲突和对峙来凸显图像本身所具有反叛性的、不可规约的思想力量;在消解文学传统语言霸权的同时来彰显文学历来被遮蔽的形象性。由此不难看出,图像时代的文学艺术不仅突破了传统艺术的观看模式,还建构形成自身独特的“可悦”性审美表达方式,正如约翰·伯格所言,“由于照相机的出现,今天是绘画趋近观赏者,而不是观赏者趋近绘画。实际上,我们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欣赏过去的艺术品。”(29)艺术作品在现代技术文明时期的不同遭遇,尤其是在摄影术、石板印刷术和声音复制技术相继出现后所经历的命运转折,从而将艺术审美的评价标准从政治内容和道德意义上转移到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上来。譬如照相术的出现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最为明显的就是使得艺术从再现和写实的泥淖中挣扎出来,“自然的失真、写实的隐没以及对传统透视技法颠覆带来的空间迷向,都充分表现出这时的艺术家对图像的理解上已经全然不同于前人。”(30)至少在福科、德里达、利奥塔的理论体系中,后现代文学艺术的理想样式应该是图像性的,因为图像本身所具有的反解释性和解构性。如若说语言背后对应的是理性和工具性的主体,那么图像背后对应的是感性和直观性的主体;语言在逻辑上的优先性更适合来肩负起启蒙和现代性的重任,而图像自身就蕴含着对意义的抵制和消弭;前者意味着“有意味的形式”和现代深度,而后者则意味着“审美泛化”和视觉愉悦。
    除此之外,图像时代的艺术生产逻辑将会终结传统艺术生产中的精英独裁特权,并造就出艺术生产和享有上的民主和平等,使得普通民众也有机会接触到被“束之高阁”东西,这意味着社会文化变革中巨大的解放潜能。具体而言,图像时代文学所具有的解放性力量包括文学可以被更加广泛的人群所拥有,这使得文学的审美体验从神圣敬畏中脱离出来并接受普罗大众的凝视,这也使得艺术从崇拜仪式中解放出来并参与到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换句话说,图像时代的艺术生产和接受在很大意义上可谓是拆除了博物馆、美术馆的神圣高墙,并使得现当代艺术走下神坛,成为面向社会开放的公众艺术。这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和重构公众的现代视觉审美经验。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图像时代的文艺生产在将艺术品从崇拜仪式的寄生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也改变了文艺的全部社会功能。图像的复制“能够将摹本置于连原作都鞭长莫及的情景当中”,(31)这就威胁到了原作的唯一性和权威性并解构了艺术虔诚和意义朝圣,这一压抑性的后果最终使得艺术功能不再遵照于膜拜仪式,而是奉行于文化实践。海德格尔就认为“图像”是朝向主体之人而存在的,其作为主观世界的“客体”和“表象”,是对“世界”的遮蔽。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化趋向就是对图像的偏好及其广泛生产,而这一生产是以抑制观念性内容,迎合视觉兴趣为前提条件的,尼尔·波兹曼认为这以趋向导致整体社会生活呈现为“娱乐化”。如果说印刷术和文字召唤的是我们的思考和理智,那么图像和观看则毋需门槛和事先启蒙,7岁的孺子和70岁的老翁在图像面前几乎资格平等。换言之,图像时代的来临“冷冻了理智和思考的‘成年’,在图像面前需要的仅仅只是一个感性的‘童年’,这也是‘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32)图像无处不在并成为社会习俗和审美风尚的主宰,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法庭”替代了启蒙时期的“理性法庭”,一切文化都必须在这个新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包括政治都要服膺于图像霸权,甚至当代总统竞选已经不再是政治智慧的展示,而成为竞争者个人形象和魅力的呈现,“他们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吹风机上而非稿件上”,而秃头、胖子将无缘于这种政治角力,政治成为表演的剧场,成为所谓的“形象政治”(Image Politics)。(33)
    由此看来,图像的“可悦”业已成为一个充满悖谬的两难:一方面,图像从传统艺术真实观念中挣扎出来,以机械复制的客观再现为自己提供艺术真实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图像又构成了“超真实”的景观世界,又将我们置于无远弗届的幻象之中。也就是说,图像曾经帮我们建立起复制再现事实真相的信心,同时,云谲波诡、光怪陆离的图像自身又将世界真相掩盖起来,并使之愈加扑朔迷离。生命的内省和精神的自觉被图像的虚空所置换,谵妄的虚像完成了对本真现实的僭越,这正应和了尼格罗庞迪的那句玩笑,倘若要是给当下之生活颁发一个“最佳矛盾奖”,那么“虚拟现实”这一术语定会当仁不让。这种真实和虚幻二者黑白颠倒的境遇在图像时代不但成为可能并且已经深入人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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