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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16页。 ②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译者序”，第4页。 ③林清：《论保罗·利科尔的文本理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第10页。 ④本文所谈“文学”，指的是一种“大文学”观念。从广义上说，古代文学文本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文本，但是，由于经学文本产生于先秦，本文讨论汉魏六朝文学文本，所用文献即主要以本时期史部、子部和集部的文本为主。另外，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文本又可分为哲学文本、社会学文本、心理学文本等，本文对此不作讨论。 ⑤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第55页。 ⑥以往的认识，以“子注”即为“自注”，赵宏祥《自注与子注——兼论六朝赋的自注》(《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以为二者并非同一概念。其说可从。 ⑦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诗品》就是单纯地评论作家、作品，没有选录诗歌作品，但《隋书·经籍志》著录“《诗评》三卷”，并称“或曰《诗品》”，知隋唐之前《诗品》多被称作《诗评》，或有“选”诗、“评”诗之实。后人接受了此类认识，如陈延杰《诗品注》、徐达《诗品全译》中附相关作家五言诗作，梁临川《钟嵘<诗品>原貌考索》则认为“诗歌选录原是《诗品》文本构成的一部分”(《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本文采用此说。 ⑧关于五言诗作家的传承关系，王运熙等学者也有相似的图表制作，但未从文本角度进行分析。(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50页) ⑨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8、82页。 ⑩逯钦立：《汉诗别录》，《逯钦立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页。 (1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6页。 (12)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文物》2011年第6期。 (1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页。 (14)(1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2、23页。 (16)孙少华：《文本层次与经典化——<文选>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相关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7)《宋书》卷93《隐逸列传·陶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287页。 (18)《晋书》卷94《隐逸列传·陶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461页。 (19)《南史》卷75《隐逸列传·陶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第1856页。 (20)胡曾：《咏史诗》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83册，第446页。 (21)《三国志》卷37《蜀书七·庞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953页。 (22)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庞德公”条：“《先贤传》云：‘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舒焚、张林川《襄阳耆旧记校注》(武汉：荆楚书社，1986年，第39页)与舒焚《楚国先贤传校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76页)考证，此《先贤传》即西晋张辅《楚国先贤传》，可备一说。 (2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5刘孝标《广绝交论》李善注引，第758页。 (24)徐建委：《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25)孙少华：《周秦汉唐经典文本的“记录传统”与“诠释义法”》，《复旦学报》2016年第1期。 (26)《三国志》卷32《蜀书二·先主传》，第4册，第877页。 (27)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吴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页。 (28)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序”，第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