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文格”在文章学研究中的意义 在宋元文章学的创立过程中，陈傅良、吕祖谦是两位功臣。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所著《止斋论祖》卷首的《论诀》，首次全面总结了科举论体文写作中的八项程式：认题、立意、造语、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这使我们对科举时文的程式结构有了明确的认识。“论诀”即作“论”要法，而所谓“诀”，其实就是格法，只是他还没用“格”这个术语罢了。吕祖谦既是我国古文评点的开山祖，而他在评点中又首次运用“格”以表达所讲方法的重要性，于是成了首位将诗格与文格对接的文章学研究家，并用格法为诗歌与文章、古文与时文研究搭起了可以互通的桥梁。 文格的建立，对文章学研究起了极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其一，宋元文章学家提炼“文格”的对象，主要是韩、柳、欧、苏古文统系的优秀作品和先秦儒家经典、诸子文章。前者充分体现在《古文关键》、《百段锦》等范文选择中；而特别爱讲“格”、“式”的陈绎曾，则极重视先秦，在《文筌》之《古文谱》一《养气法》中，他特地设置了“立本”一小节(第三节)，列举了作家必须读的书目，然后写道：“诸书皆须以先秦为根本，其百家又各有源流，致精于其源而无泥于其流可也。”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时文章学家奉以为典范的作家、作品，都是名垂我国古代文学史册的巨匠及其作品中的精华，因此，对宋元时期的文格著作，也许不无可议之处，但对它的选择标准却毋庸置疑，这也决定了“文格”自身的价值。 其二，由于文格吸收了诗格的丰厚资源，甚至可说是建立在诗格的基础之上，因此将总结诗歌创作成熟经验的“诗格”转换为古文、时文格法，大大缩短了探讨文法的进程。在我国文学史上，文章的发展程度和写作水平并不亚于诗，但在对散体文写作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方面，前者却滞后于诗，这是不争的事实。文格的提出，无疑缩小了这个差距。这里必须指出，不能因文章格法著作多为科举用书而低估了它的价值，用于科举是时代使然，而文章格法自身的科学性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好恶而转移。 其三，文章学的定义，或可用如下最简明的语言表述：它是研究文章写作的学问。归根到底，文章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教人如何写文章，如何写好文章。张伯伟在《诗格论》之末指出，“诗格”、“诗法”毕竟只是为初学者而设。其实文格也是如此，方颐孙在《百段锦》自序中，就说“童子之学文，必先示以蹊径”，而他这部专讲格法的书，就是“造韩、柳、欧、苏之堂奥”的蹊径。与此相应，如果推进一步，研究文格自然也是研究文章学的蹊径之一。因为文章学体制宏大，如果没有切入点、突破口，所谓文章学研究就是空话，而从研究文章格法入手，理所当然地是今人研究古人的捷径。文格之所以能够承担如此重任，在于格法不是凭空臆造，而是从众多优秀作品中提炼、归纳、总结出来的，不负所谓“关键”、“绳尺”之誉。要之，文格既是学文者的指南，也是研究者的工具和路径；它既推动着文章学的研究，也推动着文章写作水平的提高，意义非同小可。 但是，用格法论诗衡文，难免存在流弊，有的甚至相当严重。 无论是诗格还是文格，初创时都较严谨、简要，切于实用，但到宋、元之际，又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格名泛滥，格法繁琐。由于诗格、文格内容新颖，很受时人欢迎，随着社会需求的膨胀，特别是在与功名利禄交集之后，学者们挖空心思标新立异，以名目多、格法全为追逐目标，其科学性、严肃性也就大打折扣。诗格虽在宋代备受冷落，但到宋末元初似乎又回光返照，部分学者对它十分热衷，而最典型的代表是于济、蔡正孙所编《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20卷。蔡正孙在该书《序》中说：“凡诗家一字一意可以入格者，靡不具载，择其尤者，凡三百类，千有余篇。”(23)蔡氏所说的“具”，就是格(24)。这真令唐五代的诗格作者瞠乎其后。《联珠诗格》立格的泛滥和繁琐，只要抄录首、尾两卷目录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其首卷目录为：四句全对格、起联平侧对格、起联协韵对格、起联叠字对格、起联即景对格、起联数目字对格、起联人事对格、起联以人喻物对格、起联物喻人对格、起联物喻物对格。末卷目录为：用至今字格、反用古人语格、用古人全句、反骚格、用时人姓名格、自述名号格、言用不言名格、用地名格、用纪岁月格、宫帖寓讽切意、押无字韵格、就有字押无韵格、用前身字格、用后身字格。这真是走火入魔，无所不“格”了。同样走火入魔的，还有前已论及的陈绎曾《文筌》。在《文筌·古文谱》第6“格”中，他分古文正格72种，又分9个档次，已见本文前述。而在《古文谱》四“制”中，所谓“制法”竟多达90字，每字就是一格。完全可以说，这些动辄几十成百的“格”，对诗文写作已失去指导意义，只供格法专家炫富斗奇罢了。笔者认为，诗文的所谓“格”，应当是重要的写作方法或基本原则，且经过历史的淘汰和众多作家写作实践的验证；如果一个字的对法、一个意的表达也称“格”(如上引《联珠诗格》)，那就未免滥竽充数了。即便古人作诗，尚且不会去记那300多种“格”，何况是“童子”?文格亦如此。 此外，一切从优秀作品中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好方法，一旦成为“格”即法，就容易变成定法、死法，无论诗格、文格皆如此。所以元代学者郝经在《答友人论文法书》中坚决反对“以法为文”，而主张“以理为文”(25)。他所谓“以理为文”，就是学文者自己从优秀作品去体悟为文之“理”。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个伪命题，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迟早是要总结出为诗、为文之“法”来的。对定法、死法的最好疗方，就是吕本中所倡导的“活法”，即“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26)。对此，笔者在拙著《宋元文章学》末章曾有详论，此不赘。同时必须说明：活法并没有否定“法”，所有流弊都是人为的，与“格法”自身无关。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