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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尤袤的版本学思想 《遂初堂书目》著录版本并非偶然，有其历史原因，是“雕版印刷的发展在历史文献学上的反映，或者说，因雕版印刷而随之产生的文献版本问题已引起了学者的足够的重视”⑦。两宋时期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高峰期，随之而来的是刻书成为一种风尚。朱熹曾经感慨“平日每见朋友轻出其未成之书，使人摹印流传而不之禁者，未尝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远也”⑧，可见当时滥刻之风。不仅如此，刊刻时以意改书的情况也大有人在。苏轼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⑨ 尤袤亦刻书，但其刻书态度端正，质量较高。据现存史料可知，尤袤至少刊刻过《文选》《山海经》《隶续》《申鉴》《玉堂集》与《河南集》等六种古籍。尤袤《文选跋》云：“踰年乃克成……淳熙辛丑上巳日晋陵尤袤题。”袁说友《文选跋》亦云：“阅一岁有半而后成，则所以敬事于神者厚矣。”由此可知，尤袤当在淳熙六年(1180)下半年始刻《文选》，于淳熙八年(1181)上巳日完工。又，《梁溪遗稿》文抄补编中存有一篇《山海经跋》，跋文后标明“淳熙庚子仲春八日，梁溪尤袤题”。尤袤当于淳熙七年(1180)农历二月刻《山海经》。又，《四库全书·目录类二》提要记： 《隶续》二十一卷，宋洪适撰。适既为《隶释》，又辑录《续》，得诸碑依前例释之，以成是编。乾道戊子始刻十卷于越，其弟迈跋之。淳熙丁酉范成大又为刻四卷于蜀，其后二年己亥德清李彦颖又为增刻五卷于越，喻良能跋之。其明年庚子尤袤又为刻二卷于江东仓台，辇其版归之越。⑩ 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三《池州隶续跋》载：“明年(淳熙七年)锡山尤延之刻二卷于江东仓台，而辇其板归之越，延之与我同志，故郑重如此。”(11)由此可知，淳熙七年(1180)尤袤还刊刻了两卷《隶续》。又据《梁溪遗稿》文抄补编《申鉴题辞》所记可知其于淳熙九年(1182)刊刻过《申鉴》。《郡斋读书志》卷五下《附志·张文定玉堂集二十卷》记： 右张文定公方平之文也。公字安道，宋城人。明道二年以茂材异等擢为校书郎。神庙时参大政，元佑六年终于太子少师致仕，赠司空，谥文定公。出入两禁垂二十年，一时大典多出其手。刘忠肃尝序其《玉堂集》二十卷，乃在东坡所序《乐全集》四十卷之外。淳熙九年，锡山尤袤重刻于江西漕台。(12) 可知淳熙九年(1182)尤袤还刊刻了张方平《玉堂集》二十卷。从淳熙六年至九年，尤袤连续四年致力于刊刻事业，至少有五部成果问世，可谓成果颇丰。晚年仍坚持刻书，据《河南先生文集》附录《杂见事实·河南集跋》载： 师鲁集二十七卷，承旨姚公手录本。予往尝刻师鲁文百篇于会稽行台，今乃得阅其全集，甚慰，因付梓行之。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师鲁，一再传而后有欧阳氏、王氏、曾氏，然则师鲁其师资云。淳熙庚戌，锡山尤袤延之跋。(13) 淳熙庚戌应即绍熙元年(1190)，尤袤在1189年前后刻印尹洙《河南先生文集》，时已年过花甲。 以上六部古籍的刊刻，一方面与时代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书籍的热爱与官职的便利，同时也与他的文献学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这些古籍的刊刻正是他文献学思想的真实反映。 第一，坚守学术，择优而刊。 《文选》主要分李善注与五臣注两种，从五臣注诞生之后，直至宋朝初期，一直为世人所重，李善注则居于下位。其中虽不乏支持李善注者(14)，亦无法扭转整体趋势。北宋天圣中(1023-1032)，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这说明李善注的价值重新被世人发现。在刘崇超的建议下，北宋国子监刊刻了李善注《文选》。从此，李善注的地位逐渐上升。苏轼亦赞赏“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15)，批评五臣注“真俚儒之荒陋者”(16)。像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在学术领域的号召力与影响力非同凡响，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学术走向。尤袤就深受其影响，放弃当时流行甚广的五臣注和六臣注本《文选》，敏锐地选择了李善注。他在《文选跋》中说：“贵池在萧梁时寔为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载，威灵赫然。水旱疾疫，无祷不应。庙有文选阁，宏丽壮伟，而独无是书之板，盖缺典也。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尤袤对于李善注、五臣注的认识与苏轼等人一致。 第二，汇集众本，谨慎校勘。 清人讲究版本，尤其珍视宋元本，而在翻刻时则存在究竟是保留原貌还是校改的争议，这属于文献学理念不同。五代至北宋时期，是刻本产生的初期，在刊刻时自然与清人想法不同，宋人刊刻一本书不容易，在上版前定要仔细选择版本、认真校勘，尽可能呈现出一个价值较高、错误较少的版本。《册府元龟》卷六〇八记载：“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先经奏定，而后雕刻……”(17)类似之例，数不胜数。这种做法在宋代是普遍的，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于宋代的校雠学家学识渊博、态度认真，故而校勘出来的版本往往可信度很高，这也是后世看重宋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尤袤也继承了这种校勘传统，在有多种版本可以参校的情况下，并非完全依照底本刊刻，而是广校众本，尽可能校出一个错误率低的善本。徐锴《说文系传》尾载尤袤《说文系传题跋》： 余暇日，整比三馆乱书，得南唐徐楚金《说文系传》，爱其博洽有根据，而一半断烂不可读。会江西漕刘文潜以书来，言李仁甫托访此书，乃从叶石林氏借得之。方传录未竟，而余有补外之命，遂令小子概于舟中补足。此本得于苏魏公而讹舛尚多，当是未经校勘也。乾道癸巳十月廿四日，尤袤题。(18) 通过“此本得于苏魏公而讹舛尚多，当是未经校勘也”一句，我们可以隐约看出尤袤赞成在校勘过程中改正舛讹之处，而非保留原貌的错误，这样有利于促成善本的产生，但前提是有校改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此观点的证据便是淳熙七年池州本《山海经》的刊刻。尤袤在跋文中说：“予自绍兴辛未至今，垂三十年，所见无虑十数本，参校得失，于是稍无舛讹，可缮写。”尤袤辗转三十年，通过参校十数个版本，终于校勘出一个基本没有舛讹的本子，然后才加以缮写、刊刻。通过校勘，他还得出了《山海经》是先秦古籍，并非时人所言为后人所作的论断。可见其并非单纯校勘，还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山海经十八卷”云：“今本锡山尤袤延之校定。”(19)尤袤之后，《山海经》才成定本，这是尤袤的一大贡献。另外，《遂初堂书目》记有“遂初先生手校《战国策》”一书，应是他拿“旧杭本”与“姚氏本”对校后得出的一个品质较高的版本。 《宋史》云：“袤少从喻樗、汪应辰游。”(20)汪应辰《文定集》卷一〇《跋贞观政要》记载： 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21) 尤袤与汪应辰的校勘思想非常接近，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且在学术上志同道合。因此，尤袤的学术思想，是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潮的一个缩影。 第三，疑则阙之，以俟知之。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存尤袤《申鉴题辞》：“荀悦书五卷，观其言，盖有志于经世者。其自著《汉纪》尝载其略。而范晔《东汉书》亦摘其篇首数百言，见之《悦传》。近《汉纪》会稽郡已版行，而此书则世罕见全本。余家有之，因刻置江西漕台。但简编脱缪、字画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损，疑则阙之，以俟知之。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锡山尤袤。”(22)《申鉴》与《山海经》情况不同。《山海经》世存多种版本，故而尤袤历经三十年，广校众本，目的是尽可能校勘出一个“稍无舛讹”的本子。而《申鉴》版本世所罕见，尤袤家藏一本，无其他版本可资参校，但惜其传之未广，故而刊刻以惠学林。在缺乏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尤袤即使发现“简编脱缪、字画差舛者不一”，仍不敢轻易校改，而是采取“疑则阙之，以俟知之”的处理办法。这种做法无疑是谨慎的，是校勘古籍的正确之道。 总之，尤袤的校勘学思想符合文献学发展方向。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亦提倡不轻改古书，而他在刻书时也只做到不轻改而已，遇有明显错误，又有底本为据，他还是会改。近代校勘学家章钰在《程雪楼集》跋文中说道：“老辈校勘之学，略分两例：一在存古，如覆刻经典古本，稍涉异同，则另撰校记，以备考证。一在求是，如唐宋以下著述，根据旧本，既灼知其脱误之处，获有佐证，亦不敢依样壶卢，为全书复留创痏。”(23)这些为后世文献学家遵循的法则在尤袤时便已使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