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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印刷时代的自撰集——北宋初期的实际情况 上引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上、下二册共三十卷，一共收录了五百四十二种别集。讨论生活于南北两宋过渡期的诗人时，原本就面临着到底此人是归属于北宋还是南宋这个大的问题，但是本稿为了方便起见，将上册的十五卷一百六十三种别集看作是北宋的别集进行考察。再从这一百六十三种当中减去只收录了奏议等明显没有包括诗在内的别集，以及与作者本人无关的诗注本等共计十三种，从剩下的一百五十种的编集形态来看，A类54种⑥、B类1种、Ca类53种、Cb类8种。其它34种编集过程未详。最能直观地反映出自编意识的A类占了总体的36％，比起唐代不到二成的情况有了明显增加。然而，比起之前晚唐五代A类极高的占有率(七成)来说，则要低得多。而且纯粹的诗集数也比晚唐减少了很多，主流变成了诗文兼收的编集方式，更加接近中唐的情况。 尽管如此，也不是单纯退回中唐时的情形，而是可以看出几种进步的。这里指出两个北宋初期的例子。即初期的代表诗人王禹偁(954-1001)和杨亿(970-1020)的例子。首先，王禹偁于咸平三年(1000)曾自编过《小畜集》三十卷，还作了一篇自序，来说明之所以命名为“小畜”的意图。这是他去世一年前的事情。 杨亿于景德四年(1007)对他在十年间所咏的诗歌进行整理，自编为《武夷新集》二十卷，并作有自序。根据宋代的史传和书目的相关记载来看(《隆平集》、《东都事略》、《宋史》等书中的“杨亿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等)，杨亿总共留下了《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鳖》等八种诗文集。由于没有序跋，所以除了《武夷》以外，其它诗文集的详细情况不甚分明，不过，根据集名来推测，几乎都与他的仕宦经历相对应，可以看作是按“一官一集”来编集的(参照李一飞《杨亿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这些自编自撰集虽然与王禹偁集一样属于A类，但接近颜真卿系统，都是在各个特定时期内编集的。只不过，颜真卿的自撰集更多地集中在晩年的一段时期，而杨亿的“一官一集”则是一生都在不断编纂，可以说是更加彻底化的行为。 这两个人的事例都是唐代情况的延续，但是从王禹偁对集子命名时体现出的讲究，以及杨亿一生都不断自编自撰集等行为来看，他们的主体意识比唐代诗人明显更进一步。不过，估计他们的自编自撰集在生前出版的可能性相当低。王禹偁的《小畜集》成书于去世的一年以前，而且根据现存数据，可以确定的最早刻本是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刊行于黄州郡斋的本子，此时距作者去世已经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杨亿的情况是：在上述八种自编集中，除了《武夷》、也就是《武夷新集》以外，都已不传，祝尚书先生认为其原因是：只有《武夷新集》经过刊刻，其它都没有被刊刻过(上册第72页)，但没有提出任何确证。北宋初期虽然从时代上来说的确进入了印刷时代，但是根据现存资料，几乎都只是对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经典书籍进行校定和刊行，而文学在当代的出版印刷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只能判断《武夷新集》刊行的可能性也很低。可能印刷出版业和当代文学的合作还需要一些时间吧。那么，可以确定的诗人自撰集在生前就已刊行的最早事例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