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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变革前后的诗人和诗集——从初唐到北宋末(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长江学术》 内山精也 参加讨论

    三、唐代最早期的自编自撰集——中唐前期
    A类别集当中成书最早的是10李华(715-766)的《李遐叔文集》。根据独孤及(725-777)的序文(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李遐叔文集》卷首),此书是由《前集》十卷和《中集》二十卷构成的,但是现存本子只有四卷。独孤及在序中记载:《前集》收录的是李华担任监察御史之前的著述,《中集》收录的是那以后“迄至于今者”的作品。序中还明确记载了《中集》为李华长子李羔所编。顺便提及,李华担任监察御史是在天宝十一载(752)三十八岁时。序中所说的“今”具体是指何时尚且不明,不过在序文的末尾有“他日继于此而作者当为后集”的语句,可知之所以称“中集”,是以将来会编集一部收录自“今”而后作品的“后集”为前提的。因此,这里的“前集”以及“中集”无疑乃是李华生前所编的集子。并且,“前集”固不用说,“中集”估计也比下述颜真卿的《庐陵集》刊行得更早。“中集”为长子所编,因此从命亲属编集这点来看,在上述三种分类中应该看作介于A和B之间的事例。
    紧接着李华的文集之后编纂成书的是08颜眞卿(709-784)的四种别集。根据因亮的《颜鲁公行状》(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颜鲁公集》附录),永泰二年(766、颜氏五十八岁)之后,颜真卿除吉州别驾,编《庐陵集》十卷,大历三年(768、六十岁)移抚州刺史,命秀才左辅元编《临川集》十卷,大历七年(772、六十四岁)移湖州刺史,编《吴兴集》十卷,代宗驾崩(779、七十一岁)后他被任为礼仪使,命左辅元将“前后所制仪注”整理为《礼仪》十卷。其中《庐陵》、《临川》、《吴兴》三集以诗文为中心,都是他晚年二十年之间的集子,当时他已被封为鲁公(广德二年[764]),忠臣的名气早已传遍天下。这是“一官一集”最早的例子。编纂的情况属于A(《庐陵集》、《吴兴集》)和B(《临川集》、《礼仪》)混杂的类型。
    此外,13元结(719-772)的文集也是元结自己于大历二年(767)冬所编的。他还作有一篇名为《文编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次公集》卷十二)的序文,根据这篇自序,先是在天宝十二载(753)时,元结被推选为进士,因应礼部有司“校考”而编成《文编》,这似乎是他最早进行的自编行为。当时元结三十岁。其后在他四十九岁担任道州刺史时,据自序中记载,乃“次第近作,合于旧编,凡二百三首,分为十卷,复命曰《文编》,示门人弟子,可传之于筐篚耳”。此序是“大历三年丁未中冬”,也就是公历七六八年十一月所作,因此大约是他去世四年前的事情。
    以上记述了中唐前期所编别集的概况,接下来回到本文的正题,对他们编集自撰集时反映出来的诗人意识加以分析。首先,李华是一位文章大家,当时以文章与萧颖士并称,后世则将其看作韩柳先驱。《前集》和《中集》虽然都已散佚不传,但是根据独孤及的序文,《中集》二十卷所收为“颂、赋、诗、歌、碑、表、序、论、志、记、赞、祭文,且一百四十四篇”。列记的十二种文体中,诗歌类只不过两种,并不是最主要的文体。而且现存的四卷本中,从卷一至卷四的前半部分为止也都是文(包括赋在内),仅在末尾收录了二十八首诗。因此综合以上事实可以判断:李华主要是一位文章家,至少他并没有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位诗人。
    颜真卿的三种集子也早在宋代已经散佚,现存的通行本《颜鲁公集》十五卷本中,仅在最后一卷中收录了八首诗(《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五中也只收录了十首)。诗的地位只不过类似于附录。尽管如此,颜真卿与权臣元载的政治斗争失败后在庐陵、抚州、吴兴三州任职的几年,无疑是他在文章方面最为活跃的时期。不仅亲自带头编纂了三种集子,还在吴兴任刺史时期动员当地十几位学者,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大型类书《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的编纂(现已佚)。
    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没有史料能够反映出三种集子的原貌,因此无从判断这三种集子到底具备多少诗集的成份。仅从现存的十五卷本来看,颜真卿也和李华一样,很难将他看作是一位非常重视诗的人物。
    元结的《文编》十卷虽然也已散佚不传了,但是通行本《次公集》为十二卷,卷数与《文编》相近,可能两集规模相等。至少比李华和颜真卿要更完整地保存了原本的面貌。而且,《次公集》十二卷中有四卷为诗歌,占了总体的三分之一。并且采取了诗在前、文在后的编集形式,如果十二卷本沿袭了原本的构成方法,那么在三人当中,他的集子诗歌所占比重最大。从内容来说也是如此,开篇除了有《补乐歌十首》、《二风诗》等从儒家复古思想出发的作品,还有对“元白新乐府”产生影响的《系乐府十二首》等作品,突显了士大夫作家的意识。只不过,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诗歌当中,从他的文章也可看出同样的倾向。欧阳修曾经高度评价了元结在古文复兴中发挥的先驱作用:“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可谓特立之士哉”(中华书局《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一、《集古录跋尾》卷八《唐元次山铭》,2001年3月),今天的文学史也对这种看法进行了肯定。也就是说,在元结的文学作品中,诗和文都非常重要,他作为“元白”以及“韩柳”的先驱,其文学价值不可小觑。他的真实本领是在诗和文两方面都进行先锋创作,具有综合性质。北宋以降,士大夫作家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即便是与其中的典型进行比较,元结也已经具备了士大夫作家的充足条件②。因此,与其他二人相比,元结作为诗人的功绩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但尽管如此,也还不能直接下结论说他强烈地意识到了要在诗和文二者中选择成为诗人。
    李华、颜真卿、元结三人都曾进士及第,因此他们创作文辞(包括诗赋在内)的能力应该非常优秀,远远超过当时士大夫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以诗为中心来衡量他们的文学功绩,三人自然也有轻重之别,综合现存的各种资料来看,元结比颜真卿、颜真卿比李华对于创作诗歌的重视要相对多一些。尽管如此,从更严密的观点来看,三人都没有自编过纯粹的诗集,或者说没有编纂过诗歌比重突出的集子。因此,虽然可以确定他们曾经主动地编集过自撰集,但仍然很难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有很明确的诗人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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