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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受惠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良多。 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而来的是文化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以来，在中国学界“文化研究”成为一大热潮，可以称之为一时显学。有两大原因使得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一是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从90年代初期至今的20多年间是大众文化在中国飞速发展的时期，电影、电视、网络文学、博客、微博、微信等已经成为人们(特别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据我个人的了解，即使是一个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一天中纸质文本的阅读平均也不到两小时，网络成了他们娱乐与获取各种知识信息的主要手段。有如此这般的文化现象，自然需要相应的学术研究。产生于西方的文化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中国学界的青睐了。二是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与理论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常常是站在社会下层人民的立场上言说的，这和我们建国以来的学术传统有一种密切的关联性，所以很容易被接纳。文化研究不是文学研究，但与文学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它既受到文学研究的影响，又对文学研究产生影响。因此也与文学评价标准有着密切关联。这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看出来。首先，文化研究影响到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什么是文学？这本来是无须讨论的问题，但文化研究把它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例如西方文化研究的代表者英国伯明翰学派(从理查德·霍加特到斯图加特·霍尔)基本上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但他们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了原来意义上的“文学”，他们研究包括大众文化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具体涉及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广告、畅销书、儿童漫画、流行歌曲、青少年亚文化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社会下层的、边缘的文化现象。他们借助于文学研究的方法去分析各类大众文化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等于扩大了“文学”的边界。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也不仅仅限于他们曾经操练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而是广泛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研究。这也直接影响到文学研究方法。例如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也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也关注社会下层的、边缘化的文化现象，这无疑与文化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今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很少再有那种囿于文本的“新批评”式的研究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审视角度的变化意味着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向人们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目、展示出新的意义，这自然也就意味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再次，也是最主要的，在文学评价标准上文化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形成的“雅俗”观，打破了“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在中国，文学是一种修养，历来是知识阶层的身份标志之一。在古代，诗词歌赋乃是“文人”的专利，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区别于农、工、商等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诗词歌赋越是精妙玄奥，就越是显出其身份的高贵，因此文人士大夫乐此不疲一味追求“雅化”。到了现代，尽管知识分子大都为时代潮流所裹挟，对下层民众的趣味有所关注，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留了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或西方启蒙知识分子相近似的“精神贵族”品味，力图借助于文学来确证自己身份的特殊性或非大众性——“非大众性”是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种身份意识，他们总觉得自己有别于或者高于社会大众，不肯轻易认同自己实际上的大众身份。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可以标举“审美”，高扬“人性”、“主体性”这些启蒙主义的价值，为什么不大看重40年前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文艺应该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呢？在这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依然盘踞着“非大众性”意识，这是很明显的，他们认同启蒙者身份，就意味着是站在社会大众之上的导师，而不是大众的一员。90年代在知识界普遍存在的那种对于大众文化的轻蔑、鄙视态度也反映出他们这种“非大众性”身份意识。 五、关于文学评价标准的几点思考 以上我们考察了百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文学评价标准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轨迹，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有如下几点思考： 其一，文学评价标准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工程”而不仅仅是文学自身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一个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历史演变都息息相关，是作为它们的一种表征而存在的。它是社会政治状况的晴雨表，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深刻程度的标尺。文学评价标准与人们关于社会的评价标准、人的评价标准具有深层的一致性。与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具有深刻的相关性。可以说，现当代文学评价标准的建立与演变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百年来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社会境遇、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历史。 其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评价标准不应该是对古代传统的完整继承，也不应该是对西方文学观念的简单照搬，而应该是中西两大文化传统相互碰撞、交融互渗的产物。百年来，在文学评价标准问题上，中国学人或者强调继承中国固有传统，或者主张全盘接受西方观念，事实证明都是有问题的。真正正确的路径恐怕还是鲁迅当年在《文化偏至论》里的那句名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3)就是说，我们应该坚持的文学评价标准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的，是一个新的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古代文化资源、西方文化资源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实需要三种因素互融互动的产物，是一种有着独立精神与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新传统。 其三，除了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影响之外，真正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评价标准构成决定性影响的乃是现实的需求。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革命文学”，无论是“政治标准第一”还是“为文艺正名”，都是现实社会需求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凡是脱离社会现实需求而提出的文学评价标准都不可能是有效的，不会得到普遍接受。因此，如果我们衡量一部小说是不是好作品，一是要看它是否深刻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二是看其是否契合了社会大众的趣味，而不是看它是不是符合西方通行的关于小说的某些准则。《红楼梦》不是按照西方的小说标准创作的，然而无论是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叙事的艺术性，没有一部西方小说能够超过它。文学艺术属于趣味范畴，而趣味是最不能整齐划一的。如果一种文学评价标准不是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而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基于上述三点思考，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文学评价标准的建立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但是我们有必要从古人的经验中汲取营养。我们同样不能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尤其不能以是否符合西方的文学体裁、风格、美丑标准来考量我们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也同样有必要从西方经验中汲取营养。在此基础上，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与批评过程中，应该以我们的现实需求为衡量文学美丑妍媸、优劣高下的基本尺度，而就当下而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便是最重要的现实需求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