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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和刘师培的争论表面上是围绕何为“文”或“文学”展开的，而暗含的却是两种文学评价标准的冲突。就刘师培而言，其以“偶文韵语”为“文”旨在突显文章的审美价值，一是强调其“别乎鄙词俚语”的区隔功能；二是为了反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贬低骈文的倾向。就章太炎而言，其主张凡著于竹帛者皆谓之文，一者旨在反对文章溺于形式，二者旨在强调文学的功用。就二者文学评价标准所表征的价值取向而言，刘师培身上更多些吟诗作赋、雕琢章句的传统文人色彩，而章太炎则更近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代士大夫。 除了刘师培、章太炎之外，清末民初堪称桐城派殿军的姚永朴、姚永概兄弟的文学评价标准也属于“坚守”传统的一派。姚永朴1914年出版的教材《文学研究法》基本上是对中国传统文章学，特别是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概括与总结，所用概念全部来自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使用来自西方的“新学语”。当然，这并非说西方文学观念对他毫无影响，而是说这种影响是暗含着的，而且不居于主流位置。姚氏所坚持的文学评价标准依然是桐城派的“义法”，即“言有物”与“言有序”，只不过对于“有物”与“有序”的解读已经融进了新的因素，并非全然承袭其桐城前辈而来。 从今天的眼光看，刘师培的《文章源始》与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以及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中的文学观是各有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但三者均渊源有自，都属于传统的或曰文化守成的一派，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观的梳理与总结，与来自西方的“文学”，即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所谓“四分法”或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所谓“三分法”均不相类。由于他们的文学评价标准都来自中国文学传统，因此如果借用胡适对章太炎的评语来评价他们是很恰当的，那就是“复古”二字。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这种文学观毫无意义呢？当然不是。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撰写都有一个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或“文学”向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换的过程。早期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所使用的术语是中国传统的居多而来自西方的为少，后来渐渐相反，以至于来自西方的概念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11)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生成与演变的一般轨迹，显示着中国现代学术告别传统、走近西方的整体趋势。然而，这里虽然带有某种势必如此的无奈，但却并不意味着拥有合理性。就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而言，最明显的偏失就在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之间的错位。许多学者按照西方文学观念来“修理”中国古代的材料，使之符合或者接近西方的文学评价标准，这显然是有很大问题的。中国古代文学自成系统，以诗文为主干，举凡诗词歌赋、书论奏议、铭耒序跋无往而非文学，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那一套评价标准与创作观念自然与西方文论大相径庭。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史上，刘、章、姚等人的文学主张显然没有成为主流，甚至渐渐被人们遗忘，这原因是复杂的，在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们文学观的现代意义乃在于提醒我们知道，世上的文学从产生到演变并非沿着同样的轨迹，文学的样式也不能要求一律，因此文学评价标准也不能完全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 三、现实需求对文学评价标准的决定性影响 在精神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来自现实需求的影响往往才是决定性的。先在的文化资源的影响，无论这种资源来自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还是外来文化，在现实的政治或意识形态需求面前都会显得孱弱无力。从20世纪初到“五四”前后，持续了十余年的“中”、“西”两大文学观念的博弈以西学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现代新文学确立了新的评价标准，其总体倾向是由雅而俗、由古而今，以反映现实生活、抒发真情实感为旨归。到了20年代末期以后，像章太炎、刘师培、姚永朴、林纾以及“学衡派”等坚持建立中国式文学评价标准的学人不能说没有，但确实不能发出响亮的声音了。然而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包括“纯文学”观，也未能独领风骚。到了三四十年代，尽管有朱光潜、宗白华、梁实秋、梁宗岱、李健吾等一批批评家依然坚持对文艺作品的审美批评，恪守来自西方的批评标准，但他们无疑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了。由于民族危亡以及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建立，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为救亡图存的政治性话语所主导，文学评价标准更是首当其冲。从“革命文学”的争论到“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再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一条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其文学评价标准固然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其基调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这种文学评价标准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是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评价标准，而在当时，“政治标准”的含义是：“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可见有着极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那么艺术标准呢？他说：“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12)艺术性如何衡量呢？一方面要看“艺术科学”的标准，一方面则要看是否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尽管“政治”的内涵不断演变，但总体言之，在中国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批评标准基本上是沿袭这篇“讲话”精神的。这种评价标准的实质乃是来自现实政治的革命实用主义与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结合。由于以强有力的现实政治为依托，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评价标准就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贯彻，从而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一个方面来说，这种文学评价标准过于强调了文学的政治功能，确实影响了文学的丰富性与个性，这也正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着力矫正的地方。但是，《讲话》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主张却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所忽略，这就是把人民的“喜闻乐见”视为衡量文艺作品艺术性的评价标准。这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上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可以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最重要的影响。“文学是为什么人的”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文学评价标准。在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上，以往的文学观念最多是主张反映人民的疾苦，这一点中国古代一千多年前的文人士大夫就已经做到了。中国现代的知识阶层固然也赞同“劳工神圣”的主张，但那只是表达了一种尊重和同情，并不代表他们站在了工人阶级立场上。至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引起疗救的注意”云云，明显是站在启蒙者、拯救者的立场上。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会把人民大众的“喜闻乐见”作为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因为这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对文艺提出的要求。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