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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对自由的创作过程 文学创作需要个性，但仕宦文人的创作，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束缚。清代文坛文字狱盛行，此外，皇帝通过扶持文坛领袖来干预创作，这就使得仕宦文人的创作不可能生发由心，高压造成了仕宦文人的谨言慎行、明哲保身，朱克敬指出为官之道是：“仕途钻剌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论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28](p.119)这样的行事方式，自然会体现在创作上，那就是四平八稳的“盛世元音”充斥文坛。张英，“久直禁廷，不忘丘壑，尝以乐天、放翁自拟。《四库提要》称其：‘鼓吹升平，黼黻廊庙，无不典雅和平。至于言情赋景之作，又多清微淡远，抒写性灵。台阁、山林二体，古难兼擅，乃兼而有之。’……《拟古田家诗》有云：‘面无忧喜色，胸无宠辱情。始知於陵子，灌园逃公卿。’何等胸次。”[15](p.211)喜怒完全可以不形于色，其情感的压抑到了如此地步。所以，不难理解，越是位高权重者，其创作也就越四平八稳，充满了八股文的气息。如范文程“诗无专集，流传仅见《永平府志》载《清风台宴集》二律，清越高华，犹见名臣襟度”[15](p.107)。徐乾学“集中高文典册，多关掌故。诗虽余事，要皆雍容宽博，自然名贵，此台阁之异于山林也。”[15](p.217)所以，朱彝尊批评说：“后世君臣宴游，辄命赋诗记事，于心本无欲言，但迫于制诏为之，故其辞多近于强勉。若学土大夫用之赠酬饯送，则以代仪物而已。甚至以之置科目取土，限之以韵。其所言者，初未尝出乎中心所欲，而又衡得失于中，冀逢迎人知所好，以是而称之曰诗，未见其可矣。”[29](p.321)张英、范文程、徐乾学等都是深受帝皇器重的高官，与帝皇的酬唱不绝。这样的权势，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创作过程，使他们的创作势必不能随心所欲，而是有所克制。这就与诗歌创作讲究真情真性背道而驰。 与仕宦文人相左，布衣文人听凭心声，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少。远离仕途，远离权力中心，保持着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加之本身大多个性张扬，“盖隐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为人所有”[4](p.201)，故能任真情真性自由宣泄，“尝见山人(石卓槐)读书，有所当意，每抉摘向余谈说不休，谓不信今人非古人也。其自许如此……至议论古今，及有关当世之务，则意气慷慨，时大声狂叫，目上视，气勃勃，若使气者。座客为之避，即老成宿儒亦莫不呷舌焉。”[10](p.515)周容“初则奔走于患难，继则奔走于饥寒，间偶有述，皆激楚忿懑之余，且护爱而逞恃，慕亢而讳因，以故气满于词，意尽于腕，其忸怩愧悔，更甚于足下所云。”[30](p.164)方文说：“野老生来不媚人，况逢世变亦嶙峋”，“试中愤感妻常戒，酒后颠狂客每慎。”[31](pp.379)吴嘉纪《后七歌》道：“朝来得与显者遇，宾客笑我言词拙。男儿各自有须眉，何用低头取人悦。”[32](pp.446)他们率意耿直，而仕宦唯唯诺诺，二者对比如是鲜明！有这样的个性特征，发为诗文，自然也任性驱使，少有随从附和了。布衣虽“穷”，却获得了创作的自由，正如焦循所言：“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启发，则百世之文也。”[33](pp.266) “诗在布衣”是清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重视与否，决定了仕宦与布衣在创作上精力投入的差别。仕宦的案牍劳形导致他们对文学创作无法专一执着，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就认识不足。布衣疏离朝廷，摆脱了皇权施加于文学的影响，保留了真性情；能够直面现实人生，执着于内心的咏歌，坦露各自的个性。他们潜心艺术，坚持己见，不再“怨而不怒”，多了横眉怒目，多了匕首投枪，多了讽刺针砭，创作出足以流芳后世的“百世之文”。布衣文人苦心经营，清代文坛得以充实丰富，清代文学得到了光辉的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