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登高能赋”与赋体的产生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因《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引述而为人所熟知：“《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这里引用的《传》究为何书，我们已无从得知。但幸运的是，在《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焉允臧”句下，《毛传》有这样一段文字保存了与之相关的信息：“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26)这一段文字，与《诗经》正文的关联仅发生在“卜”字上，如孔颖达所云：“传因引‘建邦能命龟’证‘建国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连引之耳。”这就是说，这是一段对前人“成文”的引用。比较《毛传》与《汉志》所引《传》文，前者以连类引述的方式列举了“建邦能命龟”等九种行为，以为“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而后者的论述重点则集中在“赋”这一种行为之上，在“不歌而诵谓之赋”的界定之后，直接叙述“能赋”的实用功能，二者的侧重点显然不同。由此可以判断《汉志》所引《传》文并非直接来自《毛传》或者接受《毛传》的影响而成。但是，这两段文字在用语方式上的相近甚至相同，又明白地彰显着它们之间的关联。从这种联系与区别出发做谨慎地推测，《汉志》所引《传》文的史料来源，与《毛传》所依据的资料之间，应存在着一定的同源关系。 以《毛传》产生于战国末、西汉初来推算，出现在《毛传》中的“成文”，其时代最晚亦属战国，反映的应是战国乃至战国之前人们的文化观念。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感物造耑”云：“耑，古端字也。因物动志，则造辞义之端绪。”此即后人所谓“感于物而形于言”之义。这已经突破了春秋赋诗直陈《诗》篇的内涵限制，而略具属文造篇之义。因此，“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观念，应产生于“赋诗断章”的春秋时代之后，反映的是从“赋诗断章”之“赋”向“贤人失志”之“赋”转化的中间过程。 孔颖达对见载于《毛传》的这一段“连引成文”有详细的疏解，其文云： “建邦能命龟”者，命龟以迁，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尔大筮，有常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士》丧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如此之类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龟，但辞亡也。“田能施命”者，谓于田猎而能施教命以设誓，若《士师》职云：“三曰禁用诸田役。”注云：“禁则《军礼》曰‘无于车，无自后射’”其类也。《大司马》职云“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是也。田所以习战，故施命以戒众也。“作器能铭”者，谓既作器能为其铭。若栗氏为量，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是也。《大戴礼》说武王盘孟几杖皆有铭，此其存者也。铭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书以为戒也。“使能造命”者，谓随前事应机，造其辞命以对。若屈完之对齐侯，国佐之对晋师君，无常辞也。“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师旅能誓”者，谓将帅能誓戒之，若铁之战赵鞅誓军之类。“山川能说”者，谓行过山川，能说其形势而陈述其状也。《郑志》张逸问：“传曰‘山川能说’，何谓？”答曰：“两读，或云说者，说其形势；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则郑为两读，以义俱通故也。“丧纪能诔”者，谓于丧纪之事，能累列其行，为文辞以作谥。若子囊之诔楚恭之类。故《曾子问》注云：“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以作谥。”是也。“祭祀能语”者，谓于祭祀，能祝告鬼神而为言语。若荀偃祷河、蒯聩祷祖之类是也。(27) 所谓“命龟”，指龟卜之时即事创作繇辞，如孙诒让释“作龟之八命”时说：“凡命龟必有文雅之辞，故《毛诗·鄘风·定之方中》传说建邦能命龟，为君子九能德音之一也。”(28)而由孔颖达的疏解之语“谓于田猎而能施教命以设誓”“谓既作器能为其铭”“谓随前事应机，造其辞命以对”“谓将帅能誓戒之”“谓于丧纪之事，能累列其行，为文辞以作谥”等可知，所谓“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师旅能誓”“丧纪能诔”等，均分别对应于某种在特殊政治场合属文造辞的语言应用能力。那么，并列于其中的“登高能赋”应与之同类。因此，尽管孔疏受“赋诗”传统的影响，认为“升高能赋”“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但这里的“登高能赋”，已与春秋时代的“赋诗断章”不同，在“量出”“量入”的“直陈”之义外，兼有了属文造辞的意义。 细读孔疏，他对“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以至于“祭祀能语”的解释都比较详明，且多举事例加以佐证，而对“升高能赋”，则解释得相对含糊，“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从这一句当中，我们无法获得有关升高之地、所赋之物、铺陈之事的更加详明的任何信息。这与汉唐以后人们对于“赋”义本身就认识不清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妨回到先秦时代，从先秦文献中寻找有关“登”“升”“赋”的相关信息。 在周代礼乐制度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用乐程序，叫“登歌”，或称“升歌”。《周礼·大师》职云：“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登歌，歌者在堂也。”《礼记·仲尼燕居》载孔子为子张、子贡、言游讲解大飨之礼时说：“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这就是说，先秦时把仪式场合中登堂奏乐而歌称为“登歌”，也称“升歌”。相对“下管《象》”而言，“登歌”(“升歌”)无疑是“登高而歌”(“升高而歌”)。至春秋时代，当乐工歌奏逐渐变成以卿大夫为主体的赋诗言志后，“登歌”(“升歌”)演变成为“登赋”。《国语·晋语四》：“他日，秦伯将享公子，公子使子犯从。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乃使子余从……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赵衰因能“文”而得以跟从晋公子重耳参加秦穆公的宴享。尽管其时的“赋”尚不具备属文造辞的创作之意，但出现在这一记载中的“吾不如衰之文”以及“卒登”“赋”等内容，却已初步显示了“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意味。而且这里所说的“登”，均针对“堂”而言。登堂或升堂，无疑是具有典型政治意义的“登高”或“升高”。 联系“建邦能命龟”等九能，除“登高能赋”外，它们分别对应占卜、田猎、作器、出使、师旅、山川、丧纪、祭祀等八种在古人的政治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在不同场合的典礼仪式上属文造辞的能力。我们知道，朝堂无疑是古人政治生活最为重要的发生场合，如果君子九能中缺失了在朝堂上属文造辞的能力，至少是让人疑惑不解的。因此，由“登歌”“登……赋”出发，所谓“登高能赋”，很可能就是指登上朝堂属文造辞、出口成文的政治才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事云：“(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29)屈原的“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典型地体现了“使能造命，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现实性。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卷《辨诗》引《毛诗传》“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之后说：“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是故‘九能’有赋无诗，明其互见。”(30)虽然“登高能赋”未必等同于赋诗言志，但“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的说法无疑是极有见地的。之后，赵逵夫先生在《“登高能赋”辨析》中明确纠正孔疏之误，提出了“《汉书·艺文志》所谓‘登高’乃是指登于朝堂盟坛之上，而不是指观览风光的山顶或台榭之上”的说法。(31) 如同命、誓、铭、诔、语等属文造辞的言语方式，亦兼具代表相应语言成果的意义。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赋”在指代制度化言说方式的同时，逐渐兼有了指代由这种言说方式产生的语言成果的意义。“赋”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以“贤人失志之赋”为先导的赋体文学大发展的历史阶段。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在“赋”由“登高能赋”的属文造辞向文之一体演进的过程中，屈原与荀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因遭受谗言而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32)《离骚》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篇“贤人失志之赋”，即《文心雕龙·诠赋》所言“灵均唱《骚》，始广声貌”。屈原以《离骚》的创制之功被奉为“辞赋之祖”，荀子则作为辞赋史上第一个以“赋”名篇的赋作者获得了与屈原等列的地位。屈原的创作与荀子的名篇，正式揭开了中国赋体文学发展的序幕。 余论：缘于“赋”之制度性本原的汉赋讽、劝问题 在汉大赋的创作与评价方面，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汉赋的“讽”与“劝”。这不仅是汉赋留给后人思考的问题，同样也是让汉人，尤其是西汉赋家困惑和纠结的问题。扬雄在《法言》卷二“吾子”篇，首先提出这个问题： 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33) 杂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赞”中的“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34)被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文全部引用。由此而言，“赋可以讽乎”的怀疑与“劝百风一”的反思，就不仅代表了扬雄个人的看法，而是典型地反映了西汉后期士人的矛盾心态。那么，在“赋”的讽劝问题上，为什么以扬雄为代表的西汉中后期士人会如此纠结？笔者以为，这与西汉士人对于赋体之制度性本原的体认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如前文所云，赋政者“王之喉舌”的身份强化了作为言语方式的“赋”的“直陈”，天子听政时的“瞍赋”又突出了“赋”“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讽谏功能。然而，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直铺陈”时政善恶的政治环境一去不返。与《左传》作者因“《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相同，(35)政治的压力使赋者难以保持直陈其事的传统赋法。“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屈原的《离骚》以香草美人写君子的比兴手法，虽然在消解赋之直陈时强化了文辞的美艳效果，但仍“有恻隐古诗之义”，被认为能接续《风》《雅》的讽谏传统。“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36)“莫敢直谏”使源自于“瞍赋”的“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性质逐渐发生蜕变。在宋玉、唐勒以至于司马相如、扬雄等辞赋家“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的创作实践中，不但“赋”法最为典型的言说方式由直陈转向了铺陈，“体物而浏亮”成为赋体最为典型的特征；而且，随着赋体的进一步分化，由“量”而来、沉积于“赋”中的制度性内涵也渐趋隐晦，在铺采摘文的追求中，最终走上了“诗赋欲丽”的文学发展之路。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反思，准确说明了赋之演化与蜕变。 但另一方面，在观念层面上，“赋”的制度性内涵却在汉人的意识中得到了顽强地传承。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文末评价相如赋作的价值时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37)把相如之赋的价值定位于“风谏”，并将其与以《诗》为代表的六经等列，其评价不可谓不高。这个评价，与扬雄、班固等人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具有明显的差异。在《史记》有关司马相如的记载中，还有一件事情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司马相如病免后，汉武帝派所忠往相如家取其书，“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38)一个以辞赋见知于天子的文学侍从，居然关心天子封禅之事！无怪乎连汉武帝都感到惊异。但是，如果我们把司马相如的事迹与《汉书·儒林传》所载王式“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的故事联系起来，我们就能够理解承继“古诗之流”的汉代赋家的政治抱负以及他们坚持“赋”之“讽谏”之旨的深层原因。 从西汉早期士人对于“赋”不异于“《诗》之风谏”的体认入手，再来分析让扬雄等人纠结困惑的“讽”“劝”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枚乘、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初赋家，以高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大汉帝国的文化建设。一方面，他们怀持着“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热情积极求仕，希望通过自己的文才得到世主的青睐，他们由衷地歌颂大汉帝国蒸蒸日上的国运声威，称赞汉帝国的幅员之广、品物之盛；另一方面，对源之于先秦的“赋”之“讽赋”之旨的坚守，又使他们无法放弃讽谏的历史责任，于是，在极尽的歌颂与赞美之后，他们总不忘缀上一个讽谏的尾巴。但是，眼前蒸蒸日上的大汉国势远非西周幽、厉以来的昏君乱世所能比拟，汉武帝的运筹帷幄也非楚怀王君臣能望其项背。因此，司马相如赋中的“讽谏”，因为缺少明确的现实针对性而容易被人忽略，由此才出现了“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的情况。就西汉早期的士人而言，赋中的“讽谏”，与其说是现实的需要，无宁说是历史的责任，是身处盛世的士人居安思危的盛世之忧。司马迁深刻地理解这种盛世之忧的可贵，因此，他充分地肯定了相如赋“虚辞滥说”背后的“风谏”之旨。但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到了西汉后期，西汉初年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象早已不在。当扬雄接受传统的观念，立足于辞赋的“讽谏”之旨来重新审视西汉早期辞赋作品的讽谏功能时，以“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为典型代表的赋“不足以讽谏”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劝百风一”成为汉赋创作中客观存在的事实。以为辞赋“不足以讽谏，乃辍其业”的扬雄，“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39)扬雄的转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西汉士人对赋之讽谏功能的深刻体认。在这一点上，扬雄与司马迁并无本质的不同。 但是，进入东汉以后，光武中兴使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士人的心态与观念。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亦《雅》《颂》之亚也。”他明确地把赋的功能定位于“抒下情而通讽谕”与“宣上德而尽忠孝”两个方面，这实际上超越了西汉士人赋主讽谏的观念所带来的局限，使“赋”回归到了“直铺陈政教善恶”的本来位置上。正如康达维先生所言，“虽然班固承认赋有两种功用，一是颂扬，一是劝戒”，但他“显然认为赋主要是一种歌颂的文类，主要作用是用韵文歌咏汉帝国的荣耀与威力”，班固作赋的基本目的，也“是要证明东汉优越于西汉，因为东汉坚守儒教的礼仪纲常”。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傅毅与崔骃的赋作中，“尤其是京都赋，表达了对社会及政治秩序的自信”。(40)由此可知，以班固、傅毅、崔骃为代表的东汉士人对于赋之功能的认识，已与西汉时期司马迁、扬雄等人赋主讽谏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差异。也许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从根本上消解了“讽”与“劝”的矛盾，作为文体的赋由此获得新的生机。以《两都赋》为代表的京都大赋的兴盛，以及此后以述行、述志为特点的各类赋作的出现，表明赋的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