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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瞍赋矇诵”与“赋诗断章” 从“赋”之“直陈”出发，对见载于《国语·周语上》召穆公谏厉王的一段著名言论，我们也能给出不同于前贤的解释。其言曰：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3) 都是对周王提意见，那么，与“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并列的“师箴、瞍赋、矇诵”之间究竟有何差别呢？钱志熙先生在《赋体起源考》一文做了这样的解读：“综合上述天子听政的几种形式，正是充满了政治话语、并且讲究表达形式的一个话语环境。这其中，有直切的，如师箴，瞽史教诲；也有比较委婉的，如瞽献曲、瞍赋之类。谲谏与直谏相结合，诗、曲、史书、箴、赋、诵各种文体形式配合，丰富多样。”(14)在这里，钱先生以荀赋为例，把“瞍赋”归入了比较委婉的“谲谏”一类。但结合周代的礼乐制度来分析这段文字，则“瞍赋”应属“直谏”而非“谲谏”。 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卫献公与孙文子不和，孙文子之子孙蒯入见卫献公，“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巧言》卒章有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大师明白若歌此诗必惹怒孙文子，故推辞；但对卫献公怀恨在心的师曹为报复献公，主动请缨。而且，他改变了卫献公要求的“歌”，而采用了更加明白易懂的“诵”。师曹之“诵”，导致了卫献公被逐出卫国的严重后果。孙诒让《周礼正义》在疏解瞽矇“讽诵诗”郑玄注“讽诵诗，谓暗读之，不依咏也”时，曾引此事来证成这样的观点：“不依咏，谓虽有声节，仍不必与琴瑟相应也。盖诵虽有声节，而视歌为简易易明。”由此可知，与“歌”相比，“诵”不依琴瑟、以声节之的方式，较“歌”更简明易懂。联系上文所言“赋”之“直陈”，那么在《国语》“召穆公谏厉王”这个具体语境中，从“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到“耆艾修之”，所列举的就是身份、地位以及职掌各不相同的职官向周王进谏的不同方式。脱离“谏厉王”这个具体语境，其中为盲人乐官所职掌的“献曲”“赋”“诵”，便分别对应着“歌”(“曲合乐曰歌”)“直陈其事”以及“以声节之”这样三种不同的音乐及语言表现方式。 在周代，诗乐的传承分别在两个系统中进行：一是注重声教的瞽矇系统，其中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另一个是注重义教的国子系统，由大司乐职掌：“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六诗”之教，是以声音的技巧与应用为内容、以培养瞽矇弦歌讽诵等音乐与语言能力为目的的技术性科目；而所谓“乐语”，则指在礼乐仪式上与诗乐相配合的朗诵与谈说。(15)仔细比较大师所掌“六诗”之风、比、兴，与大司乐掌教“乐语”之兴、道、讽之间，在历史的解释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对应性：兴与兴同；“风者，讽也”；“比”之“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也就是“道”之“言古以剀今也”。以此为基础来看“赋”与“诵”的关系。“赋”为直言其事的语言表达方式，“诵”为“以声节之”的语言表达方式。从与音乐的关系讲，二者都是不与琴瑟相依的纯粹的言语方式。因此，和与音乐相配合的“歌”相比，“赋”“诵”之间存在更多的相似性，因此，《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引《传》文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是站在是否与音乐相关联的视角，从与“歌”相区别的角度，为作为言说方式的“赋”设定的界域。但是，当“瞍赋矇诵”两种言语方式同时出现时，“赋”与“诵”毕竟不同。与“以声节之”的“诵”相比，直陈其事的“赋”，因无音声的修饰而更加直白明了。“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左传·隐公元年》的这段文字，有力证明了“赋”直陈其事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把“六诗”之“赋”解释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郑玄，还曾经发表过一个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16)这里郑玄所谓“造篇”与“诵古”，实际上说的是“赋什么”的问题，是对所“赋”对象“诗”的分类性说明。但是，到孔颖达为《左传·隐公三年》“卫人所为赋《硕人》也”作注时，郑玄的这个解释就被转换成了“赋是什么”的问题：“此赋谓自作诗也。班固曰：‘不歌而诵亦曰赋’。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然则赋有二义。此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其余言赋者，则皆诵古诗也。”(17)之后，“造篇”与“诵古”就被当成对“赋”的解释而被后人广泛接受。然而，在这其中有一个语言学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研究者们对“赋”字“造篇”与“诵古”义项的获得无法给出符合语义学演变规律的解释。因此，我们有必要放下孔颖达的解释，从“赋”之直陈出发来重新理解郑玄的释义。 如上所云，“赋”之直陈，针对的是言说方式而非言说内容。因此，无论是诵古还是造篇，均可以“直陈”的方式加以言说：就造篇而言，“赋”之直陈体现在直陈其事，被孔颖达归入“造篇”的《邶风·硕人》《郑风·清人》《卫风·载驰》，无不通过直陈其事的言说方式叙述描写对象的形貌、或者事件的过程；就“诵古”而言，“赋”之直陈表现在直接引述《诗》篇或诗句。如《国语·晋语四》记载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发生在秦穆公宴享晋公子重耳时发生的赋诗言志： 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阴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 这一段记载，与《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相同，都通过直接陈说《诗》篇的方式来表达己意。但与《左传》稍稍不同的是，《国语》所载的这次活动中，在秦伯与公子重耳赋诗之后，子余都要对赋诗之义做详细解释。究其根源，这一形式，应是周代礼乐制度下“乐终合语”仪式的演化与发展。(18)随着赋诗之风的逐渐流行，人们对《诗》义的把握越来越得心应手，这种来源于“乐终合语”仪式的语说赋诗之义的环节便不再出现。于是，当对《诗》不甚熟悉的人出聘他国时，就会发生赋而不知的笑话，如齐国庆封不解《相鼠》之讥讽，宋国华定不答《蓼萧》之“宠光”。(19) 除了庆封与华定的“不知”，《左传·文公四年》还记载了一次卫宁武子不答鲁文公之赋的事件：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肆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宁武子不答赋，不同于庆封、华定之“不知”，而是“鲁人失所赋，宁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因此，宁武子的“臣以为肆业及之”显然只是一句托辞。我们知道，春秋时代赋诗活动的行为主体，是公卿大夫甚至诸侯国君，而非乐工。如孔疏所言：“诸自赋诗以表己志者，断章以取义，意不限《诗》之尊卑。若使工人作乐，则有常礼……自赋者或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顿赋两篇者也，其使工人歌乐，各以二篇为断，此其所以异也。”(20)赋诗断章，所取《诗》篇不受礼乐制度尊卑等级的限制，乐工歌奏，却仍然必须依常礼而行。分析宁武子的托辞以及这次失败的赋诗事件可知，鲁文公欲依当时的赋诗新法表达己意，却采用了令乐工作乐的传统方式；宁武子依常礼听之，却发现乐工所奏不符合礼乐的尊卑等级规定，故只能佯装不知而后以“臣以为肆业及之”作答。因此，鲁文公的失所赋与宁武子的不答赋，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过渡时期的特点。宁武子对乐人“为赋”的“佯不知”，表明至春秋时期，赋诗活动的行为主体，已经不可阻挡地变成了公卿大夫，“赋”的内容亦由西周时代天子听政时“瞍赋矇诵”的直陈政事，变成了春秋时代外交场合“赋诗断章”的直陈《诗》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