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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愈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 韩愈之后，宋代《诗》学研究不再提“子夏作《序》”，范家相云：“疑《序》者始于韩昌黎，发于成伯玙，而宋儒从而力排之、舍《序》言诗者，始于苏颕滨，甚于郑夹潦、王雪山，而朱子因句诋而字驳之，嗣是以后或信或否，又分道扬镳，不可胜纪矣。”受韩愈影响，宋代《诗》学明显分为尊《序》与反《序》两大派，叶德良先生有一段概述：“治《诗》者，约可分为守《序》、反《序》二派。反《序》一派，大抵以为《诗序》晚出于卫宏(或卫宏以后人)，不足采信。守《序》一派，则或推崇过当，有以为诗人自作者，如王安石是也；有以为《小序》乃孔子作者，如王得臣是也；有以为大、小《序》皆是国史作而杂孔子之言者，如范处义是也。唯反《序》一派，说诗每并《首序》、《后序》，俱不採信，直据本文为说。而守《序》一派，则或不信《后序》，以为杂有说诗者之言。”(42)无论守《序》，或是反《序》，皆无主张“子夏作《序》”者，现分别论之。 守《序》派，主要集中在北宋，如欧阳修云：“《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43)程颐云：“《诗小序》便是当时国史作，如当时不作虽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则非圣人不能作。”“《诗大序》孔子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44)王得臣云：“予以为《序》非出于子夏，且圣人删次《风》、《雅》、《颂》，其所题曰美、曰刺、曰闵、曰恶、曰规、曰诲、曰诱、曰惧之类，盖出于孔子，非门弟子之所能与也。若‘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题，其下乃毛公发明之言耳。”(45)欧阳修所谓“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与韩愈所云“不智”是出于相同的逻辑；程子与王得臣认为首句非子夏所能，则是“知不及”之义。韩愈开了“子夏不序《诗》”的先河，守《序》派据此多以子夏“不智”“知不及”为由，否定“子夏作”，或以为国史自作，或以为孔子所为，务在尊崇《诗序》，维护《诗序》的权威地位。 反《序》派，以郑樵为首，云：“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46)又云：“卫宏之《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婉转附经，以成其义者。”(47)郑樵认为《诗序》乃卫宏所作，掺杂了经书、各家之言，并不可信。从此说者，主要活跃于南宋，如曹粹中云：“《序》若出于毛，亦安得自相违戾如此？要知《毛传》初行之时，犹未有《序》也，意毛公既托于子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至宏而遂著之。后人又复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48)朱熹云：“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49)章如愚云：“圣人删诗不为之序，非不能为之也，正使学者深维其义，而后可以自得。不幸汉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诗》始无传焉。且彼又乌有据哉？不过多据《左氏》之说尔。《左氏》亦自诬妄，不足信，以妄传妄，反可信乎？”(50)朱熹等人延续韩愈观点，认为《诗序》出于汉儒臆度之私，主张“信《诗》不必信《序》”(51)，说《诗》全凭己意断之，由此，反《序》派在否定《诗序》的同时走向了《诗》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即去《序》说《诗》。之后，元、明两代针对“《诗序》废存”形成不同的《诗》学阵营，而朱子在《诗》学史上的权威地位也在此时确立下来。 可见，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乃造就了宋代的《诗》学格局——以守《序》与反《序》两大派别为主。一方面，守《序》派虽推崇《诗序》，但并不盲从，如欧阳修云：“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随而正之”(52)；程子直言“《序》之误也”(53)；王安石明辨《诗序》未允(54)等，这些意见都是从情理出发，着眼于《诗》本身。另一方面，反《序》派以朱子为代表，否定《诗序》，“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故主张去《序》说《诗》。朱子著《诗序辨说》专论《诗序》之失，又云：“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55)这段阐释中，所提到的“天道”、“理”、“情性”、“言行”及修齐治平，都是属于理学讨论的范畴，朱子已完全是从理学的角度来定义《诗》。朱子反《序》、探求《诗》理，便形成了与《诗经》汉学相抗衡的《诗》学新系统，更成为了元、明两代奉为圭皋的《诗》学新权威。 所以，由韩愈所引发的关于《诗序》的争辩，其实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鼎故革新。在宋代脱离《诗序》、全凭己意解《诗》的过程中，整个《诗》学系统经历了一次大换血，其本质原因是，宋代以“义理”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系统，替换了汉唐以来以“礼乐”为重的旧意识形态系统。汉唐《诗》学总是从政治教化的方面来阐释；而宋代《诗》学是从“天理人欲”的角度来阐释。因此，在宋人抛却《诗序》的背后，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新阳改故阴”的大革命。正是“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56)，中唐是唐、宋变革的过渡阶段，韩愈则是启发宋学的关键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