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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景观组诗对宋代八景诗定型化的影响(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李正春 参加讨论

    四、唐代景观组诗与宋代八景诗“诗画相生”模式
    自然山水不仅是文人的审美对象,也是寄托精神的场所。由于对现实不满,逃避式的游山玩水便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隐逸亦成为文人们所向往的高逸理想。徜徉在山水之中,自然景观既是他们审美的对象,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必要补充,一种情感上的回忆与追求”[16]279。这为历代八景诗、画的相生共振奠定了物质条件与思想准备。
    率先将景观诗、画结合起来的是唐人卢鸿一。《新唐书·隐逸传》中记载:卢氏“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制,许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朝廷得失,具以状闻。将行,赐隐居服,官营草堂,恩礼殊渥”[17]5604。身兼诗人、画家、造园家于一身的卢鸿一,在嵩山筑草堂隐居。选别业内草堂、倒景台、越馆、枕烟亭等十处景观,绘成《草堂十志诗图》。“十志诗图”形象地展示了包括“草堂”在内的十处景观,及作者“神游八极气象”,与“十志诗”交相辉映。其诗、其画与园林构筑,所表现的意趣完全一致,体现出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彰显了隐逸文化的主题。对此,苏轼在《题卢鸿一学士堂图》诗中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王维《辋川集》与《辋川图》将“诗画相生”的形态推向了极致。他在创作《辋川集》的同时,于“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画卷对辋川二十景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描绘,笔力清劲,曲尽精致。《辋川图》中二十景位置排列与《辋川集》几乎一致:“所记录的惘川游览路线,则与王维在序中所记相同。而这二十处游地,也就是《辋川集》中二十首五绝的诗题,编次顺序与导游顺序完全相同。”[18]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维)复画《辋川图》,山谷幽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19]161。王维创作《辋川集》又配以《辋川图》,将有声画、无声诗完美结合起来,自然成为诗画结合的早期经典,也奠定了宋代八景诗“诗画相生”的创作传统。
    北宋山水画的兴盛,进一步激发了文人创作八景诗的热情。宋迪“潇湘八景”组画一经出现,便以其高超的绘画艺术和意境营造赢得了历代士人的青睐。《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载:“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传之。”[20]246宋迪的这组八景画,为美不胜收的“潇湘八景”提供了原型意象,导致了大量以“潇湘八景”为题的八景诗的出现。正如周裕锴先生所言:“所谓‘潇湘八景’现象,其实包含两个向度,一个是绘画的向度,即一切以‘潇湘八景’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另一个是诗歌的向度,即一切题咏《潇湘八景图》之题画诗,以及以‘潇湘八景’命名的写景诗。”[21]周先生对八景诗画相生共振状况的分析,切中肯綮,准确地揭示了宋代八景诗画的生成方式。
    宋代八景诗画共生传统——先画后诗、先诗后画、诗画结合,深化了“诗画相生”的艺术表现形式。无论是“潇湘八景”诗之于“潇湘八景图”,还是“赣州八景”诗之于“虔州八境图”,这些八景诗并非作者据实景而作,而是据画境而作。从苏轼《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可知,其“虔州八景诗”便是据“虔州八境图”而作,直到绍圣元年他被贬谪岭南惠州,途经虔州方登临八境台亲睹佳境,并感叹“前诗未能道其万一也”。“‘八景图’画题与其说是宋迪为潇湘实景所触动,毋宁说是他博览了历代潇湘诗文而谙熟潇湘风情神韵,由此衍生出潇湘八景的意象所致。因此,潇湘八景图更多的是受有关潇湘文学、诗赋华章的影响而涌动的创作激情所使然。”[22]同样的,八景图也非作者即景绘形,而是画家在传统诗文中构思而成。以惠洪《石门文字禅》中两组“潇湘八景”诗为例:其一是《宋迪作八境绝妙》,这组七言古诗诗题的文字和先后顺序,与《梦溪笔谈》的记载丝毫不差。另一组七绝体《潇湘八景》的写作时间不详,则可能写于为演上人作“有声画”之后。这两组诗歌,确立了“八景”诗或作为题画诗或作为写景诗的基本模式。
    “诗画相生”创作模式,突破了诗画艺术自身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诗画的审美功能。诗歌可以描述绘画的内容,增强了绘画的抒情性;绘画可提供更直观的形象,弥补了诗歌形象的不足,两者相辅相成。诗画相生共振的态势造就了后代八景画的创作热潮。如宋代马麟《西湖十景册》、张褶《湘中八景图》、喻良能《次韵陈侍郎李察院潇湘八景图》、叶茵《潇湘八景图》、宋宁宗时画院待诏作《山水十二景图》等,都是当时杰出的代表。
    明清之际,八景诗画染上了浓郁的乡土情结和宗族色彩。各地文人墨客、乡绅仕宦将家园的景观艺术化,借群体唱和方式创造出大量的“桑梓八景”(“大八景”)和宗族“小八景”。“八景从最初的精英(文人墨客、乡绅仕宦)审美逐渐演化为一种集体意识,这在客观上又充当了地方认同和情感纽带的重要媒介,并酝酿和培育了以此为依托的深入人心的地方记忆。”[23]据张廷银先生考证,在扩大“地方记忆”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宦游此地的府尹县令之手”,究其原因,“除了要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和‘政绩’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些景观在他们堆案盈几的公务生活中曾经发生了有效的调节作用,把这些景观编排入诗,就是持续和反复这种调节作用的最佳形式”[15]。用八景诗画来赞美地方景观可以愉悦心志,显然有助消解寂寞,慰藉“乡愁”的功效。明代金文徵在《鄜州八景诗》序中称:“予官鄜州,去家五千里而强,大石穷谷,非有予江南之乐也。然予适而乐之,知寓之为寓也。州父老相传其地有八景之胜,披署颇暇,聊与之观焉……作八景诗咏。”[24]493-494这位游宦鄜州的江南士人本有非常强烈的客居心态和思乡情结,在观赏了鄜州八景后,油然而生“与万物为一”的感叹,借以表达“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思乡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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