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当然，这里所说的依附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对西方的依附上，对传统的依附同样存在于我们的文论当中。正如文化界的“儒学复兴”一样，1990年代后期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论界依附性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表现。本来，倡导者们发掘本民族的文论资源、承接传统的文化血脉的用意是无可怀疑的，更何况它在客观上也是对依附于西方文论的一种“反拨”。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古代文论本来是产生于古代文化土壤中的，离开了当时的文化土壤，这种“转换”将依据什么来进行，而且“转换”到何种状态呢?恐怕倡导者对之是考虑不周的。如果说开新需要返本，返本也是为了开新的话，那么这种“开新”与“转换”并不是同样内涵和同样目的的。如果说“转换”还是以理论阐释、引申为主的话，那么，这种由来已久的理论阐释与真正的创新还是存在距离的。由此，我想到吴炫的《非批判性的理论阐释》一文。可以说，吴文对多年来我们的理论阐释中所存在问题的揭示是深入的，而这种深入其实就在于触及了深层次的思维方式问题。比如，该文提出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本体”的悬置造成了本体与方法、内容与形式、躯壳与灵魂的冲突和分裂，从而使“本体”与“方法”都受损而又难以自觉。其根源则是传统的“道”与“器”相分离的思维方式所致。这样一来，“由于传统‘宗经’思维和意识形态对‘经’的限定，悬置‘本体’、选择‘本体’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创造生产新的‘本体论’，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集体无意识。如此一来，所谓阐释的发展，只是拓展进入同一个‘经’的方法，而阐释的现代化，只不过是选择西方的‘经’去阐释，或依靠西方的方法去阐释中国的‘经’。如此，本体与方法的‘整一性’便受到破坏”[8]。可以说，在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很多地方是不乏这种状况的，而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统依附于政统”在文论方面的具体表现。自然，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古代文论的原本实际和现实价值进行有效阐述已显得难能可贵。试想，当我们将文学界定为“意识形态”或者是“审美意识形态”时，当我们的文论教材、著作、文章中洋溢着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说教时，人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学理建设上来吗?或者说，文学的独立性在没有被充分重视时，文学理论的独立性和理论性同样难以存在，这样出现的种种非文学性研究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换句话说，分不清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道德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的不同，是当代中国文论界多年来存在的大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在此方面展开过认真的开诚布公探讨。 确实，中国作家依附于政治和道德的创作由来已久，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同样没有多大的改变。当年，梁启超在提出“诗界革命”时，就意味着近代的文学革命将成为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有着突出的自主性的要求，并且通过对纯文学的追求肯定了艺术自身的规律。可是，到1928年的“革命文学”提出后，之前提出的文学自律观受到了指责。虽然说在“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受到中国共产党上层领导的批评，且在1930年成立了“左联”后，客观上使得中国的文学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左联”的半政党性质使得文学走上了“集团艺术之路”，“左联”实际上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组织起来。后来，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也被翻译了过来，并成为了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理论依据。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由于革命领袖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这就为很多的阐释者留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狭隘功利主义的空隙。尤其是当整个社会生活被全面地纳入国家现代化目标之中时，文艺被作为舆论工具的一部分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团体等都被纳入政治组织的轨道。于是，这种趋向逐渐导致了政治权力对文学艺术机械的、粗暴的干涉。1950年代的几次文艺界的大批判，应该能够说明这一问题。 在这里，需要就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作一些说明。从理论上来讲，前面提到的政治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而只是某一历史时期或时代的政治，或者说基本是施政方针政策方面的。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应该除了施政方针政策之外，还有政治理念(包括政治理想、政治情感)和政治设施等方面。如果只是从施政方针政策来说，由于其考虑的往往是一时、一地、一事的利害，因而其狭隘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从政治理念来说，它所具有的感召力往往又是强大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一时、一地、一事，而是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设计。当然，这种政治与文学的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表达又是相通乃至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恰恰是这种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设计的具体环节及必由之路。所以，区分为了少数人的政治和为了大多数人的政治是十分必要的。而邓小平所说的“不继续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9](P255—256)，这对于进一步理解政治的丰富内涵显然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确实，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和1930年代以来的“左倾”思潮，政治在很多方面和很多时候往往是狭隘的，是为了一时、一地、一事的，并使得不少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依附于这样的政治，以至于制约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生产及再生产。而这与传统的“文以载道”思维方式也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道”的内容不同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突破一时、一地、一事的束缚，为自由的、抒情写意的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学理建设而进行的研究，也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