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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分寸把握 首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研究成果虽然卓著，但也留有不少遗憾。对司马迁、王逸、洪兴祖、朱熹、蒋骥、王夫之、戴震等著名学者的贡献，我们始终应该高度肯定。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融通、有所补充、有所发挥、有所推进，则功莫大焉。对前代一些著名的楚辞专家，如游国恩、郭沫若、闻一多、姜亮夫等，应该给予高度尊重。好在这几位大家的文集或全集先后出版，便于阅读、比较、继承。不是说王逸以来的研究没有遗憾和问题，但我们的切入点、立足点首先应该是继承，乃至于守成；要超越前贤、要自成体系，不是没有可能，但对于大部分研究者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一生永远难以企及的学术理想，甚至是好高骛远、贻笑大方的一个注脚。我们相信这样的大师会出现，但大师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做到的。大师是历史公认的学术标杆，它的确立是严格、无情的。且不说大师，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是可以衡量的，一般都喜欢说：发现新问题、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见解。但真正做到其中任何一点，又谈何容易。 其次，时代性、综合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古代楚辞学史揭示的、同时也被后来的研究实践不断证明的一个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从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到清代的乾嘉之学，从晚清的求新求变以及抗战时期对爱国主义的呼唤到1949年以后“人民性”的弘扬，总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楚辞研究。 今天的人们读书做学问的条件远远超过前人。现在有这么好的文献资源条件、互联网条件，足以支持现在的学者做出比前人更大的学问。比如饶宗颐先生去日本收集《楚辞》典籍资料，没有到大阪大学，只是从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教授处得到一份藏书目录。而笔者和弟子就能先后进入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怀德堂文库”，手批目验，一本一本地看。饶宗颐先生的《楚辞书录》、姜亮夫先生的《楚辞书目五种》，里面著录的很多书他们自己也无法看到，著录的信息难免会有失误。我们现在找起书来就比他们那时候方便得多。所以说，时代性、综合性，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最后，研究方法没有新与旧、保守与开放之别。引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楚辞学界拓宽视野、提升水准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方法优劣的衡量上只有一个标准：不管运用什么学科的方法，关键要检验是否解决了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用传统方法可以，用新方法也可以，不要总是迷信某一种方法。例如考古学方法。笔者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总是持仰视的姿态看那些讲楚文化、讲考古、讲出土文献、讲楚简的专家，实在是太羡慕了。他们居高临下地讲：你们搞的什么楚辞，基本上是就文本谈文本，现在出土的东西太多了，你们都不懂。后来笔者花了近十年时间，自学了考古学专业的各种教材，看了考古发现中跟楚辞相关的所有资料，写的博士论文也是《屈原考古新证》。这篇博士论文到现在也没有出版，因为自己觉得还有很多问题没法解决。譬如：屈原特殊的个性、气质、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而《楚辞》拥有的古史系统与“版本”价值，则使《楚辞》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由于古史研究对考古学的过于依赖，也导致了《楚辞》在古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有时，仅仅是《楚辞》与考古发现互证，即能担当证史或补史之重任。我们期望考古发现能够解决“楚文化”研究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在宏观上、背景上推进《楚辞》的研究。但“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问题成堆，可供直接采用的结论极其有限。即使“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解说，也颇难取得一致的意见。这里谈谈笔者的切身体会： 第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与楚辞本身直接相关的出土文献资料。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离骚》残文四字、《涉江》残文五字。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唐勒》篇残简。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其中的有些祭祀对象与《楚辞·九歌》祀主相同。而大部分材料属于“背景”或“比较”，乃至“推断”“猜测”性的。除此以外，其他任何出土的简牍，包括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等，没有一条跟楚辞直接相关。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需要做的，只能是间接映证，扩大视野。 第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传世文献版本更优的出土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的出土文献，往往只是在一个时段或者一个局部地区传播的版本。根据李学勤先生乃至更多学者(包括笔者)的比较，似乎还没有发现超过传世文献的新出土版本，包括《诗经》《论语》《孔子家语》《文子》等。这些出土文献，只能是供我们校勘传世文献文本的一个依据。 第三，出土文献资料，需要“二度”“三度”研究。所有的出土文献资料，对我们研究楚辞来说，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笔者曾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屈原的家族和屈原的生平，自认为推进了学术的一些发展，但是不能认为这些结论就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在“左徒”的研究中，笔者运用山东省莒南县出土的青铜戈铭文关于“左徒”的材料，解决了“左徒”这个职务的职掌和名称问题。又如在“三闾”的研究中，笔者利用出土文献里面的两枚印章，将它们跟屈原生平的关系进行了解释，考古专家们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关系。这些解释既没有得到肯定，也没有得到批评，因为研究到了这个领域，已经很狭窄了，只能供参考。不能说笔者的结论就是铁案如山，纠正了历史上那些著名学者的误读。万一有一天又挖出一个什么文物，或者某个文物又被释读出来，说不定笔者的解释就不对了。因此，在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分寸上，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把握。 第四，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等方法的使用也同样需要注意分寸的把握。例如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曾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首句，便泄露了《楚辞》与苗文化关系的秘密。我觉得‘苗裔’一语，应作‘苗族之裔’解，质之当今之学人，不知以为如何？”④现在很多关于苗族的书把他的话印在书的前面。苗裔和苗族，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袁珂先生作为大专家大学者怎么可能不懂？估计当时袁珂先生年纪很大了，随意写下这几句话。笔者将此举理解为对年轻一代学者、少数民族学者的一种宽容、厚道与鼓励。苗族和楚辞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历史难题，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不能直接移植、过度阐释。又如中国傩戏学会会长曲六乙先生，他认为《九歌》是屈原“在流放时期采摘当地的傩祭巫歌加工创作而成”(《湘西傩文化之谜》序)，是“从傩祭(傩歌、傩舞)向傩戏初步过渡的原始低级戏剧形态”⑤。众所周知，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九歌》是“后世戏剧之萌芽”⑥。我们绝不否认它有戏剧表演的因素，但是《九歌》是一组诗，一组优美的抒情诗，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笔者认为多学科、跨学科的视野要涉猎，但不能主次颠倒，肤浅关联；不能突破学术底线；不能将傩戏、九歌、戏剧这些虽有一定联系但又是相当复杂的学术命题简单化。就像屈原虽然受到巫文化的影响而不能简单称他是一个大巫一样，换一个角度就把研究对象的性质搞混淆了。这样的研究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认识上、方法上的混乱，对学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写到最后，谈一点题外话。笔者认为，当今社会，有认真读书的人，有认真研究楚辞的人，一定要对他心生敬佩之意。因为这个社会的选择太多元了，价值太多元了，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的冲击力太大了。真正读书有什么效益，埋头做学术研究有什么效益？即使在历来被称为学术圣地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不是为了学位、为了职称、为了教授等级而潜心科研的，真的不是太多。有的人为了评职称，一生凸显两个学术高峰：一次是评副教授，一次是评教授。职称关通过之后，相当多的人潜意识中就算完成了学术使命。如果还愿意潜心做学问，潜心做研究，坚持不懈孜孜以求，我们就要对他心生敬意，要热情地接待，共同来推进学术事业。 多年来笔者经常跟弟子讲，真正的学术研究不需要太多人；“大呼隆”式的研究没有太大价值；只要少数的学者真诚地坚持研究，就足够了。唯有喜欢，才能投入；唯有投入，才有成果；唯有付出，才有回报；唯有沉潜，才有境界。出于一片真诚，对于初学者、入门者，笔者好为人师地建议，各种文学史、历史、作品选教材、或雅或俗或浅或深的读本、前辈今贤的课堂讲义，都是入门、普及之阶，不可作为学术论文的论题。不能看到一点或一节、一段的一般性的注释串讲，或者几种观点的罗列，就立即站队，写出论文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做学问，这些是起点；写论文，这些不是起点。凡是与一般性教材、读本商榷讨论的，都是在门外凑热闹，远离学术中心。这样的文章还是少写、不写为妙，如果实在控制不住，可以去细读这个作者的原创性论文、著作，然后再考虑对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