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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楚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经典，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因此，楚辞研究在项目申请、成果评奖、宣传推广方面，在传统学科中往往有一定优势。笔者在申报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过程中，均深感这一选题惠我良多。楚辞是楚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兼及宫廷风格与民歌情调，也涉及众多学科，需要作多方面考察。1990年，笔者撰文提出，楚辞学已形成9个分支学科：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包括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楚辞语言学、楚辞心理学、楚辞神话学、楚辞考古学、楚辞历史学、楚辞地理学、楚辞哲学、楚辞文化学、楚辞民族学、楚辞民俗学、楚辞天文学等)、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再现学。这一观点被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楚辞学”条目。笔者的初步目标是，完成楚辞研究系列著作10种，目前已出版7种。 楚辞研究是奠定国学、传统学问的基础。做国学研究有哪些经典是必读的？无论是马一浮先生还是黄侃先生开的书目，其中集部第一种就是《楚辞》，这是研究国学乃至一切传统学问的基础。范曾先生在《国学开讲》中说：“国学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即‘先秦之学的生发’。”这是对国学简捷而明了的论述。经典是文化的源头，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其他的都是干支流，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因为国学离不开先秦之学，我们讲四书五经，以至后来的十三经，其根子都在先秦，都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4世纪之间。任继愈先生曾经提出先秦文化的4个区域：鲁文化(孔子、孟子、子思、曾子)、齐文化(管仲、荀子、邹衍、淳于髡)、关中文化(商鞅、韩非、李斯)、楚文化(老子、庄子、屈原)。中国历史主要有4个来源，4个区域文化互为补充，构成中华民族灿烂的大文化，主流文化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根据近百年的考古学、文献学、简帛学研究，学术界认为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老子》《庄子》《山海经》《列子》《鶡冠子》、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西晋汲郡所出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穆天子传》。《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不在表层的“四言”与“骚体”，更多地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近百年的出土文献也揭示了楚文化儒道同源及互补的发展轨迹。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的丰富性、郭店楚简儒家著作对子思到孟子发展链环的补充，楚国青铜器及其铭文对周礼的认同，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本是荆楚文化的本源，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自觉继承与发展了中原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 从研究价值上讲，楚辞研究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作自上而下的追踪与探索。“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对红卫兵的种种要求尽量迁就，但是红卫兵提出中国文学史时间太长、内容太多，要求由近及远，从后向前学习，被深谙旧学的毛泽东主席严词拒绝。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学史比作河流的话，那么读先秦典籍就是从源头开始，再读唐宋以后的书就是顺流而下。蓄积既久，自然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省力多多；相反，要是从后世之书入手，慢慢上溯到先秦，这样就形成“仰攻”之势。“仰攻”就是居于低谷向高峰攀升，显然包袱太重，局限太多，往往捉襟见肘，吃力不讨好，像郭沫若、鲁迅、闻一多这样的天才、大师毕竟有限，大部分人是可望不可即的。笔者关注过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如赵园、杨义、王富仁，很敬佩他们从现代文学研究回溯到明清文学文化研究，甚至到宋代士大夫生活方式研究，进而追溯到楚辞研究。杨义有《楚辞诗学》专著，王富仁在《名作欣赏》分三期连载关于《离骚》的诠释。他们的思维模式、逼人才气的确名不虚传，既是高手，涉足之处必有高见。这是我们专门做楚辞研究的人应该虚心学习、借鉴的，尤其是方法论、切入角度、理论引进与试用等，值得好好品味、比较、体会。但他们对楚辞原文的解读与引用、对屈原个性与思想境界的抽象，既有老一代楚辞专家某些观点的影响，又有诠释过度六经注我的痕迹。 笔者长期处于将楚辞研究融入生活、融入生命的状态，在楚辞领域有做不完的题目，有研究不完的难题，既无精力他顾，亦不敢跨界他求。因为对楚辞有所体会，所以读《文选》时就能看出李善注引用楚辞的问题和错误；也对影响传播的课题做过探索，如贺铸词、元代散曲、白雨斋词话与楚辞的关系，如对元代楚辞学的首次整理与抽象，均能开拓新域，有所弋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