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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与闺情的结合——论纳兰容若边塞词的艺术个性(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郑亚芳 参加讨论

    词中写出了词人对妻子的魂牵梦绕,塞草、落日、箫笳与绿杨烟,四个物象通过梦串联起来,在与妻子相见的温馨之梦中,捧出思乡念远的凄惘情怀。词人一路感叹一路挣扎一路颠簸,他努力用爱情这方柔软的轻纱,来擦干那伤痕累累的灵魂的血迹,并企图于梦中得到安顿。梦在这里成了对充满缺陷的现实的一种补偿,而写归梦,正是对这一补偿的叙述与追怀,从中体现出纳兰独特的边塞情怀。他是借梦境作为边塞之行的逃避,作为人生之旅的虚幻的驻足,一种无望的企盼的依归,从而使疲惫的肉体得到歇息,苦闷的心灵得到些许安慰。“行尽关山到白狼”的描写,透露出词人厌于扈从、百无聊赖、忧愁孤独的感伤心态,表现出一种无以言说的惆怅、凄惶和茕独、沉重的人生体验。
    纳兰的边塞词,无论是写边塞景还是抒闺中情,都笼罩着一层相似的无奈悲凉以及消解这种无奈悲凉的努力。原因在于他被任用做的事却不是他的志向所在,这种理想与现实脱节的无奈和痛苦,导致其悲剧性人生体验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的人生体验的土壤里,酿成了一种悲凉的词境。
    纳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在“天子用嘉”授予三等侍卫时,就已遭受重创:“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⑤”。人身自由与人格独立,因所处职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矫首盼青云”的志向难以舒展的悲哀,转化为无奈的绝望与消沉:“昔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此言大是。弟是以甚慕魏公子之饮醇酒近妇人也。”⑥仕宦之心日益淡薄,当年满腔的激情与豪气日渐消磨殆尽,“比来从事鞍马间,益加疲顿,发巳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隳尽”⑦。建功立业的壮志也逐渐转化为寄身渔樵的理想:“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⑧。
    尤其痛心的是,他难以名状的孤独寂寞的情怀,并不为人们所理解和同情,“人以为贵近臣无如容若者,夫以警敏如彼而贵近若此,此其夙夜寅畏,视凡人臣之情必有百倍而不敢即安者,人不得而知也”⑨。由于无处发泄,遂转而寄托于笔墨之间,使得其作品充斥愁云惨雾,字里行间散发出悲凉凄迷之气,表现出某种与词人特殊的生命感觉、生命意识相契合和相印证的精神实质。纳兰边塞词中的这种特殊情调,有别于那些具有悲壮慷慨气质、摆脱了男女与风月题材限制的传统的边塞词作,可说是他的独特艺术个性所在。
    纳兰容若独特的生命气质和对情的独特体认,也造成其词作独特的表述风格。他在表现边塞情调的同时,很好地保留和发挥了词的婉约特性,而这正是通过把闺情的叙写置于边塞词的核心这一手段来达到的。纳兰云:“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⑩。可见,他承袭的是花间的婉约传统,但是在对待情感上,他却突破花间词“娱宾而遣兴”的代言拟情的窠臼,由我入词,由真情入词,并结合他有着深深的时代印迹的对情的体认和表述,充分发挥词的抒情功能,从而把边塞词的情感表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纳兰对情的体认,是把专情、痴情视为生命原动力的价值符号,情被置于一个非常神圣的不容亵渎的位置。爱情成了他赖以生存的希望之源、生命存在的支柱,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性,使他感到天涯地角有穷而相思之趣无限。刘大杰称其为“入世不深的主观的殉情的青年”(11)。“殉情”二字,可谓恰如其分地概括出纳兰容若独特的个性气质。因此,其边塞词中总是萦绕着挥之不去的怨别伤离之情和强烈难抑的思乡念家之绪。在这里,思念成了情的符号、一种寻求情感归宿之途的媒介,家也就成了情感寄托之所,一个自由自在的没有孤独寂寞的地方,一个心灵世界的理想归宿地。“几时相见,西窗剪烛,细把而今说”(《青玉案·宿乌龙江》)、“记取暖香如梦,耐它一晌寒岩”(《清平乐》)……通过对家的叙写,来消解仕途的失望,抵挡袭击心灵的暴风骤雨和霜风苦雨。
    从纳兰对情的体认,可以见出爱情与家在他生命中的意义,而当妻子逝去,他的心灵之家随之坍塌,生命中的两大劫难:仕途悲哀和情感世界的惨痛,几乎摧毁他的生命,他的悼亡之念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对情的怀念成了他重要的创作动因。但是那“痴情裹缠、血泪交溢的超越时空的内心独白语”(12),在他的边塞词中却较少出现。他边塞词中写得更多的还是相思,梦忆,盼归。妻子与家永远是他心中那远方的召唤、理想的指归,他以一种在梦境中、记忆中复活甚至寄希望于来世的方式表现对情的怀念。他期待梦醒的心理在词中频繁出现,“是梦久应醒矣”(《金缕曲》),却始终没有醒来,过去的点滴反而成了现在反复摩挲的记忆,“当时七夕记深盟”(《浣溪沙》),“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依斜阳”(《沁园春》),于是慨叹“待结个他生知己”(《金缕曲》),叹息着“知己一人谁是,已矣”“为伊指点再来缘,疏雨洗遗钿”(《荷叶杯》)。虽然没有言明悼亡,但仍可明显感觉到那种几近悼亡的相思怀念,于是他写出了“明日近长安,客心愁未阑”(《菩萨蛮》)、“泪向客中多,归时又奈何”(《菩萨蛮》)的盼归又怕归的心情,以一种相对舒缓的方式对自己遭劫深哀的灵魂进行安抚。在他所表述的对情的怀念中已不仅仅是思念,而是深含着对美丽陨落的悲悼,对理想情感生活破灭的绝望。
    纳兰容若边塞词的情感指向,不同于传统词作。传统词体观念中词是作为“艳科”存在,“情”往往被作为一种背景装点词人的伤感和应酬,爱情的抒写被局限于对听歌观舞的欢乐生活的怀恋,对一夜缱绻的温柔情思的追忆。大多数词人的情词指向青楼女子、红粉知己、婚外情人,贵为丞相的晏殊如此,落魄如柳永者亦如此,极少有人把词中的深情与妻子结合起来。
    封建理学中“情”与“理”是对立的,受封建思想影响,在正统的夫妻关系中,人们始终维持庄严的礼法,压抑自己的个性,保持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人们称颂妻子的贤惠,却不喜多谈“闺房之乐”,不过多流露对妻子的情感。而沦入乐籍的歌妓舞女,受正统思想辖制较少,个性更为自由奔放,她们的色艺之美,与文人的才情气韵极易构成相悦的条件,从而滋生发自内心的相互爱慕。于是词史上出现一种现象,写礼教社会以外的爱情的词多,写礼教社会认可的夫妇真诚相爱的词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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