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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着“卫侯出奔齐而蘧伯玉出关”一事，对于理解孔子的推崇赞赏，很有帮助。蘧伯玉，名瑗，字伯玉。他的真名“瑗”字从玉，专指一种介于玉璧与玉环之间的圆形中空的玉器，也有专家认为玉瑗就是中孔稍大的玉璧。为什么“蘧瑗”一名不流行，“伯玉”之字却流传于世？其人品德高尚，闻名遐迩，成为春秋末期儒家推崇的君子人格典范。孔子称赞蘧伯玉，对于理解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人格伦理观，非常有帮助。换言之，蘧伯玉是早期史书中充当君子如玉楷模性的人物。如果后人看儒家之书弄不明白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君子，那就看孔子推崇的表率蘧伯玉吧：君王有道，他就出仕辅佐统治者，兑现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君王无道，他就离开官场污浊，保持自己高洁如玉的美好品格。孔子称赞他时强调他的字，而不称其名，这就使得“玉”寄寓君子理想的儒家伦理美学大张其本：“玉”与“道”同在，君子的人生也与“道”共进退。 儒家的玉德伦理侧重人格修养方面，其雏形当是以“德”为神力或天命之体现的信仰时代，即和以玉为神的大传统紧密衔接。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近百年的大发掘表明，古人关于远古时期为“玉兵”时代(汉代文献《越绝书》)的文化记忆，以及玉兵时代之前是“石兵”时代，之后是“铜兵”和“铁兵”时代的发生顺序论，都是很有历史穿透力的超前性洞见。说它超前，是由于现代以来的进化论历史观尚未萌生的上古时期，就有华夏社会中的智慧者风胡子提出在当时属于反潮流的进化观点，隐约可以看出其历史时代划分的唯物主义和实证倾向，这和当时所流行的主流历史观——体现唯心主义支配下循环论的和退化论的价值顺序，所谓历史时间周而复始，社会的政治和人格道德则每况愈下等，截然不同，因此显得卓尔不群，难能可贵。“石兵-玉兵-铜兵-铁兵”四阶段演进程序，在今天的考古学大发达时代看来，是基本正确的和有实物证明的，不是放空高论和信口妄言。 玉器到金属的转移，种种关于金属神秘性力量、魔力、法力的信念、想象和描述，无非是玉器通神通天的史前大传统神话信仰的转移和再造，或者称升级版的玉石神话。于是，只要掌握了大传统的玉石神话之文化编码原型，则其后发生的各种神话变形编码，也就大体上可以查源知流，迎刃而解。换言之，玉石神话信仰是华夏文化大树的根脉和主干，金属神话和青铜礼器编码是这棵参天大树的重要分枝。以戈这种体现华夏特色的兵器为例，汉字中的“國”字和“我”字都从戈，更不用说与军事有关的“战”和“伐”等字。 如果把甲骨文中出现的戈字作为文化文本的二级编码，那么其原型编码无疑在史前期的大传统中。汉字的使用没有出现时，早在距今四千年多年前神木石峁遗址就出现采集到的龙山文化玉戈，稍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首次出现铜戈，商周两代玉戈铜戈作为礼器并行不悖；再往后铜戈大量生产条件成熟，从礼器变成实用武器；再到春秋时代早期，在陕西韩城的芮国国君墓出土一件铁刃铜戈(标本M27：970)，戈身为青铜铸造，唯有援部为铁，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铁兵器之一。至此，戈的四千年历程完成其“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的四阶段嬗变。无论如今的我们说“反戈一击”，还是“枕戈待旦”一类成语，都是无意识地重复着华夏文化传统的N级编码。一般人很难弄清楚在戈这个词背后曾经发生的数千载物质文化变迁史。  图4 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璧戚、圭、戈，引自郝炎峰《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  图5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国君墓M27出土铁刃铜戈⑦ 总结本文对玉教神话与华夏文明核心价值来源的讨论，旨在同时验证一种新的文化文本符号学理论及其多级编码的历史分析模式。纵观文化大、小传统的符号编码与再编码视角，真正让我们认识到从前文字时代到汉字时代的神话世界观的延续性，从玉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的不间断的文化建构历程，这就大大拓展了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野，给中国文化的整体审视和探源研究带来系统解读范式和新的知识体系。为此，本文突强调“大传统”、“玉器时代”和“玉教神话”等新术语的知识创新意义所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批评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