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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入美学：身体化与审美对生活的介入 同为当代西方美学界的重要学者，柏林特对韦尔斯的美学理论并不陌生，柏林特在其《美学再思考》开篇便肯定了韦尔施的“超越美学”，赞赏“这些批判预告了哲学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到来”[2]17，但是也批评韦尔施未能摆脱传统哲学与美学，忽略了美学的根本：审美经验。这可以看出，柏林特有别于韦尔施以美学为认识论基础的形而上重构，直接消解传统美学的认识论基础，专注于审美经验的形而下美学思索。 正因为如此，柏林特以形容词与副词的范畴来弥补名词对审美经验的抽离与僵化，将美学的重点由所谓的纯粹感知转向具体、鲜活的审美经验。这便不可避免地批判传统美学对审美身体参与的忽视：非功利性、审美主体化与对象化的对立、静观的审美方式。柏林特发现，康德将美定义为非功利性，正是为了使审美判断具有普遍性——在认知与想象这个关系上，趣味判断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柏林特还发现，以非功利性为中心，传统美学相继得出了距离、对象化、静观等理论。审美的非功利性，决定了审美不能带有利害关系，自然就要求欣赏者与审美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没有实践关系。布洛的“距离说”是这种要求的最广为人知的诠释，后来的“内模仿”等理论也是基于距离。审美的非功利还要求把艺术视为一种审美对象，即审美的艺术是不涉及日常生活、利害关系的独立自足王国。欣赏艺术要将其对象化，把艺术与周围环境分离出来，显出其与众不同，采用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态度加以欣赏。这正是柏林特所批判的二元论的主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认知论与本体论的优先性，“介入美学”提倡的是主客一元论、具体性、多元化。 柏林特的“介入美学”首先是欣赏者对艺术对象的身体介入。“艺术不是由对象构成的，而是由情境构成的。只有在情境中，经验才得以发生，情境经验然而却并非一成不变地包含可以确定的对象”[2]43。审美情境由欣赏因素、对象因素、创作因素、表演因素构成，艺术的本体由艺术对象转为艺术情境，从偏颇艺术审美的对象因素到注重艺术对象与人的相融，纠正主客二分为一元论。 审美的身体介入是以身体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为基础，这个身体并非单纯的肉体，而是精神－身体的完整统一，不仅包含肉体感知，还涵括其生活世界的文化、历史经验与个人经验的混合。柏林特强调人是完整的整体存在，身体也是文化影响的结果，身体化是非二元论的。文化的身体化在不同民族的身体行为模式可见一斑。审美的身体经过了文化的塑造，被嵌入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每一个身体都有其独特的个性，民族、文化、阶级、性别、地域、社会结构都反映在其中。 “身体化”是“导致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合并入身体”[2]110。艺术的身体化消解了对象化，改变了非功利的静观模式，是身体在审美经验中的在场，人们不仅被动地去听、去看，还主动投入身体所有感官介入到艺术审美情境中。“在审美感知中，艺术作品被保持为鲜活的；它呼唤人们去感知，去触摸，此刻，艺术作品的每一部分都被当作世界的全部来感知，它是唯一的、悦心悦意的、完美地，无需任何自身以外的东西，以便是其所是。在这样的经验中，有一种亲近的温暖，而不是疏远的冷漠”[2]109。 “介入美学”其次是提倡审美经验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参与。“给予审美中心地位，并不等于忽略这些审美经验的其它经验维度——实际上有许多可辨认的，例如宗教的、身体的、社会的、实践的和认知的”[5]。于是，审美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延伸、渗透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这使柏林特的“介入美学”看似与韦尔施的“超越美学”是殊途同归。但是柏林特与韦尔施本质的区别，在于他无意赋予美学认识论的功能以及形而上的最高地位。他认为审美活动只是人类众多活动中的一种，既与其他活动互相影响，甚至随着视角或者社会艺术观念的变化，非审美活动能转变为审美活动，但是审美活动并非唯一、最重要的活动。相比于韦尔施回归认识论传统，柏林特的颠覆性更为彻底。 韦尔施继承了德国形而上学思想的传统，将美学推至新的认识论准则的高度，虽有统一性又有多元化个性，更是将美学推上科学研究的最高宝座。柏林特秉承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将目光投向以往美学遗忘的审美经验，研究审美中身体的投入、审美与生活的相互介入。他们的美学重构对中国学术界在新时期反思美学具有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