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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桥》的《万寿宫》一章中“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的一句描写，揭露了废名小时候私塾教育的冰山之一角。抗战爆发后，废名回到老家，直接在乡间从事小学教育，这种教书的经历构成了废名在《坐飞机以后》中对教育问题屡发宏论的资本。 废名对教育的反思是从乡土儿童教育开始的：“莫须有先生每每想起他小时读书的那个学塾，那真是一座地狱了。做父母的送小孩子上学，要小孩子受教育，其为善意是绝对的，然而他们是把自己的小孩子送到黑暗的监狱里去。”废名因而得出了“教育本身确乎是罪行，而学校是监狱”的论断，这与福柯在诸如《规训与惩罚》等著述中阐释的思想何其相似乃尔。莫须有先生称自己“小时所受的教育确是等于有期徒刑”，并将他小时读《四书》的心理追记下来，则“算得儿童的狱中日记”： 读“赐也尔爱其羊”觉得喜悦，心里便在那里爱羊。 读“暴虎冯河”觉得喜悦，因为有一个“冯”字，这是我的姓了。但偏不要我读“冯”，又觉得寂寞了。 读“鸟之将死”觉得喜悦，因为我们捉着鸟总是死了。 读“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觉得好玩，又讨便宜，一句抵两句。 莫须有先生以孩童在“狱中”无法压抑的童趣反衬“监狱”的黑暗，让读者认同所谓“小孩子本来有他的世界，而大人要把他拘在监狱里”以及把旧时代的儿童教育看成“黑暗的极端的例子”的说法。然而时至今日，乡土儿童教育依旧看不到光明。抗战期间，当莫须有先生归乡之后，依旧体验着“乡村蒙学的黑暗”，看着孩子们做着“张良辟谷论”之类的八股文题目而不知所云，感到“中国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写什么，中国的语言文字陷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写什么，中国始有希望！”他自己则身体力行，贯彻自己的新的教育主张。一方面引进新的语法教学，一方面革新作文理念，大力提倡“写实”，让孩子都有话说。他让“小门徒们”写荷花，写蟋蟀，读到一学生说他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有一只小青蛙蹲在荷叶上一动也不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就“很佩服他的写实”，称“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还可以把《坐飞机以后》看成一部关于乡土教育的论述。 类似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美育也构成了废名教育理念的一部分，并使他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人生审美化的理想。废名往往把审美情绪和审美经验引入日常世界，实现着审美和人生的统一。因此，《坐飞机以后》虽然以长篇大论为主导特色，但是依旧充盈着大量富于审美情趣的乡土日常生活的细节。废名在叙述乡居生活、逃难生涯、患难之际的天伦之乐、乡亲之谊时，也是趣味横生，童心依在。譬如小说中关于莫须有先生的两个孩子——慈和纯——“拣柴”的描写： 冬日到山上树林里拣柴，真个如“洞庭鱼可拾”，一个小篮子一会儿就满了，两个小孩子抢着拣，笑着拣，天下从来没有这样如意的事了。这虽是世间的事，确是欢喜的世间，确是工作，确是游戏，又确乎不是空虚了，拿回去可以煮饭了，讨得妈妈的喜欢了。他们不知道爸爸是怎样地喜欢他们。是的，照莫须有先生的心理解释，拣柴便是天才的表现，便是创作，清风明月，春华秋实，都在这些枯柴上面拾起来了，所以烧着便是美丽的火，象征着生命。莫须有先生小时喜欢乡间塘里看打鱼，天旱时塘里的水干了，鱼便俯拾皆是，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落叶，风吹落叶成阵，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河水，大雨后小河里急流初至，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雨线，便是现在教纯读国语课本，见书上有画，有“一条线，一条线，到河里，都不见”的文句，也还是情不自禁，如身临其境，但其欢喜不及拣柴。喜欢看果落，这个机会很少，后来在北平常常看见树上枣子落地了，但其欢喜不及拣柴。明月之夜，树影子都在地下，“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见着许多影子真个独自多了起来，但其欢喜不及拣柴。 拣柴这一在乡土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场景被莫须有先生赋予了过多的美学和生命意蕴，而即如看打鱼，看落叶，看河水，看雨线，看果落，看树影，都是对寻常生活的审美化观照，表达的是生命中的惊喜感。 废名擅长的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观照生活的诗性倾向，同时融入了一种诗性的哲思，这一切，恐怕深深得益于废名对待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拣柴的乡土细节中，充分表现了废名的艺术人生观。工作与游戏合一，背后则是审美观照，是诗性人生、欢喜人生，所以这里充分体现了废名对尘世的投入。废名的小说让我着迷之处正在于他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化观照。一旦把生活审美化，世间便成为废名所谓的“欢喜的世间”。这种“欢喜”，荡涤了废名早期淡淡的厌世情绪以及周作人所说的“悲哀的空气”。小说中也每每强调莫须有先生“是怎样地爱故乡，爱国，爱历史，而且爱儿童生活啊”，这当然是废名的夫子自道，莫须有的形象在此昭示的是一个欢喜而执着地人世的废名。《坐飞机以后》中记录了莫须有先生在除夕前一天进城采办年货而冒雪赶路，见一挑柴人头上流汗，便在道旁即兴而赋的一首白话诗： 我在路上看见额上流汗， 我仿佛看见人生在哭。 我看见人生在哭， 我额上流汗。 从艺术角度上看，这首“流汗”诗有游戏之作的意味，但是却表达了一个为他人的辛苦人生而感同身受的废名，一个如此贴近了乡土日常生活的更真实可爱的废名。 历经战乱的废名，其笔下的乡土记忆已经不再像“略带稻草气味”的早期那么纯然，已经又多了几许生之欢喜以及生之沉重，从而愈加丰富了中国的乡土记忆。 从文体学层面上说，从30年代的《桥》到40年代的《坐飞机以后》，都表现出废名卓尔不群的艺术品格。批评家刘西渭曾经这样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⑥。这个让“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就是废名精心建构的别开生面的小说世界。鹤西便称赞《桥》说：“一本小说而这样写，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格。”⑦朱光潜把《桥》称为“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桥》有所脱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⑧《桥》之所以是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的文章，朱光潜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故事逻辑，“实在并不是一部故事书”。当时的评论大都认为“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的时候觉得是在‘听故事’”。因此，如果对废名的小说追根溯源的话，废名可以说接续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诗之国度的诗性传统，他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性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废名堪称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从废名开始，到沈从文、何其芳、冯至、汪曾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能够梳理出一条连贯的诗化小说的文体线索。而废名作为诗化小说的始作俑者，为现代小说提供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破天荒”的创作。 如果说《桥》是“破天荒的作品”，那么在《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发明的也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体——一种兼具哲理感悟和浓郁政论色彩的，以史传为自己的写作预设的散文体。以往偶尔涉及《坐飞机以后》的评论都倾向于以“散文化小说”来定位《坐飞机以后》，唐弢即称“要说‘五四’以来小说散文化，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⑨。废名自己也称： 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 废名在《坐飞机以后》中可谓是自觉地实践“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的“散文体”的写作。 但是，废名的散文体又不同于现代其他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文体。为了承载史传功能，废名把散文体向更散的方向作去，以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散漫无际的大杂烩文体。可以说，借助这种大杂烩文体，他把自己抗战期间在乡下避难的全部思想，甚至战时写的那本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的断片，都一股脑儿塞到这部小说中了。也正因为他试图表达自己的议论和思想，如实记录避难生涯，所以以往如《桥》那样的小说的诗化框架和情节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坐飞机以后》的大杂烩文体就给了他最大的自由。废名堪称找到了一种集大成的写作方式，集历史、文学、宗教、道德、教育、伦理于一炉，小说的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史论、诗话、传记、杂感、典故、体悟、情境……都因此纳入小说之中。废名不仅超越了以往的自己，也超越了文学史，不仅为20世纪40年代，也可以说为整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种他人无法贡献的文体形式。 废名的诗在现代新诗史上也是自成一格。在史家眼里，废名是30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群体的一员，但却被视为现代派诗人群中最晦涩的一位⑩。这与周作人的说法也恰相吻合，周作人当年也称“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11)。不过，比起文章来，废名诗的晦涩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多少影响了废名在诗歌史上的声誉。或许可以说，废名作为一名诗人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的具有诗化特征的小说的烘托。卞之琳在80年代曾指出：“他应算诗人，虽然以散文化小说见长。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而不是从他的散文化的分行新诗。”(12)30年代评论界对废名小说《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也多半是由于在小说中读到了更多的诗境，评论者似发现废名“到底还是诗人”(13)，不过这个结论却是基于他的小说而推导出来的。这恐怕与废名公开发表的诗作较少也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