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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家通常既把废名视为京派小说的鼻祖，同时又把他定位为自成一家的小说名家。废名的小说尤其以田园牧歌的风味和意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他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长篇小说《桥》等都可以当作诗化的田园小说来读，这些小说以未受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冲击的封建宗法制农村为背景，展示的大都是乡土的老翁、妇人和小儿女的天真善良的灵魂，给人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他的这类小说，尤其受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笼罩了一种出世的色彩，濡染了淡淡的忧郁与悲哀的气氛。因此周作人在给废名的《桃园》作跋时说：“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一种悲哀的空气中行动，“好象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 这种朦胧暮色所笼罩的田园牧歌的所在地就是废名的故乡——湖北黄梅，这也是他寓居北京时期时时回眸的地方。废名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5)、《桃园》(1928)、《枣》(1931)，长篇小说《桥》(1932)、《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等——也大都以自己的故乡作为题材抑或背景。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集中创作的一些散文中，也每每向故乡的童年生活回眸。这些别致的散文所状写的儿时旧事，完全可以与小说中的乡土事迹进行比照。这是一个有着独特的文学之美的乡村世界。30年代的沈从文对废名作品中作为文学世界的故乡有如下描述： 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的活到那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论冯文炳》) 同样在文本中建构了另一个乡土田园世界——湘西边城的沈从文，是从“乡村空气”的角度进入废名的文学创作的，这种视角与周作人不谋而合。两个论者都从废名的作品中嗅到了某种空气，沈从文的“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说法更贴近废名营造的原生态的、质朴而淳厚的乡野气息，而周作人则捕捉到废名小说中淡淡的悲哀的色彩和氛围。如果说沈从文看到的是一个令他感到真实而亲切的乡土，那么周作人所表达的，则是对这一乡土世界必然失落的怅惘的预感。周作人把废名的田园小说，推溯到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中，因而看出废名的田园世界笼罩了一种出世的色彩，从而也就纠缠了一丝淡淡的忧郁与悲哀。废名大部分以故乡为背景的创作，都能印证周作人的上述论点。 如果说，《竹林的故事》、《河上柳》、《菱荡》等短篇小说中更令读者嗅到“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那么，长篇小说《桥》中则更浸透着一种世外桃源般隐逸的空气。 《桥》于1925年开始写作，前后延续了十余载，所以人们说废名“十年造桥”，《桥》由此也成了废名最为精雕细刻的作品。这部小说没有总体上的情节构思和连贯的故事框架，通篇由片断性的场景构成。男主人公小林和两位女主人公琴子、细竹虽然构成了经典的三角恋爱模式，但彼此间的关系远没有《红楼梦》中宝、钗、黛三人间那么复杂，小说每一章写的几乎都是读书作画、谈禅论诗、抚琴吹箫、吟风弄月，每一章独立成段落。这一切使《桥》逸出了经典意义上的小说成规，因此，评论家都从诗化特征的角度分析这部小说，如灌婴称“这本书里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朱光潜也认为“《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①。 而《桥》的隐逸色彩则表现在它有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使人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30年代即有评论者称它是“在幻想里构造的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这本书引读者走入的世界是一个‘世外桃源’”②。但废名倾情讲述的毕竟不是真正的桃花源故事，小说中的田园视景尽管不乏诗化的韵味与出离尘寰的格调，却同时也像沈从文所说的那样混合了牛粪与稻草的气息，或许这才是令废名魂牵梦绕的真实的乡土。流泻在废名笔下的，就是那浸透着牛粪与稻草气味的，既零散又无序的儿时乡土的断片化记忆。 废名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中也留下了废名自己的成长痕迹。小说《桥》中的小林的形象就拖曳着废名童年的影子。《桥》中写到的“万寿宫”就是主人公小林儿时经常光顾的地方。 万寿宫在祠堂隔壁，是城里有名的古老的建筑，除了麻雀，乌鸦，吃草的鸡羊，只有孩子到。后层正中一座殿，它的形式，小林比做李铁拐戴的帽子，一角系一个铃，风吹铃响，真叫小林爱。他那样写在墙上，不消说，是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铃远远的响起来了。(《桥·万寿宫》) 小林写在墙上的，就是“万寿宫丁丁响”这几个字。关于这几个字，作家汪曾祺曾有过如此发挥：“读《万寿宫》，至程林写在墙上的字：‘万寿宫丁丁响’。我也异常的感动，本来丁丁响的是四个屋角挂的铜铃，但是孩子们觉得是万寿宫在丁丁响。这是孩子的直觉。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争竞，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充分地体会到人的善良，人的高贵，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仙境’。”③ 汪曾祺因此说废名的小说“具有天真的美”，这反映了废名本人也是个大有童心之人，而这种天赋的童心才是废名得以进入儿童世界并从中发现童心之可贵的真正原因。在《万寿宫》这一章中，小说叙述者称，如果你走进曾被用作孩子们的私塾的祠堂，“可以看见那褪色的墙上许多大小不等的歪斜的字迹。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发现。字体是那样的孩子气，话句也是那样孩子气，叫你又是欢喜又是惆怅，一瞬间你要唤起了儿时种种，立刻你又意识出来你是踟蹰于一室之中，捉那不知谁的小小的灵魂了”。这种“有意义的发现”正是儿童世界的发现，在“孩子气”中有“小小的灵魂”。废名称童心“无量的大”，这种童心的发现获得了近乎发生学的本体性意义。这是对儿童心灵的自足性的确认，其中既有人类学的意义，也有诗学的价值。它显示了一种儿童的认知方式以及儿童观察和感觉世界的视角，为人们展现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 1937年抗战的爆发改变了当时作为北京大学讲师的废名象牙之塔里的生活。按规定，北京大学只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有资格去西南联合大学，废名则回到了老家湖北黄梅。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终在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辗转到了一个乡村学校——金家寨小学教国语。半年后又赴临时设在五祖寺的黄梅县中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的编者朱光潜之邀，废名创作了以自己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学杂志》连载，于是，就有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下简称《坐飞机以后》)的面世。 当年第一次读《坐飞机以后》之前的心理期待，是预期看到一部乡土乌托邦的图景，看到乱世中难得的世外桃源般的时光，正像废名的《桥》勾勒的田园牧歌的理想国图式那样，或者像出自废名对自己在北京西山居住经历的摹写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1932年)，描画的是一种出离尘寰般的隐居生活。然而，废名在《坐飞机以后》中的变格，着实令我吃惊。小说中的“莫须有先生”的形象当是《莫须有先生传》中的传主形象的赓续。而1932年版的《莫须有先生传》中的莫须有先生形象是一个颇有点儿像堂吉诃德的喜剧人物，“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装痴卖傻，随口捉弄今人古人，雅俗并列”④。废名创作这部小说时带有几分“涉笔成书”的游戏态度，尤其大肆玩弄即使在21世纪看来也有超前性的先锋叙述，但它除了叙述和文字的快感外，在内涵方面是较为空洞的，称《莫须有先生传》只是一部语言游戏和叙述游戏也不过分。所以到了20世纪40年代，连莫须有先生本人对当初的自己也表示不甚满意，在《坐飞机以后》的“开场白”中莫须有先生即表示“我现在自己读着且感着惭愧哩”，《莫须有先生传》是自恋的镜像，是孤独的呓语。鲁迅当年称废名“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只见其有意低回，顾影自怜之态”⑤，是大体准确的评价。1947年的废名还称《莫须有先生传》中的“事实也都是假的，等于莫须有先生做了一场梦”，而《坐飞机以后》则“完全是事实，其中五伦俱全，莫须有先生不是过着孤独的生活了”。当然，40年代的莫须有先生依旧像《莫须有先生传》中一般自鸣得意，夸夸其谈，自我膨胀，但是这部新小说总体上看的确是废名极力声明的一部写实性的“传记文学”。除了莫须有先生这个名字是“莫须有”的之外，小说更接近于信史而远离虚构作品，基本上可以当作废名故乡避难生活的传记来看。而充斥于小说中的莫须有先生的长篇大论也值得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真对待，小说由此堪称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涯的另类心史，是废名在小说中一再提及的“垂泣而道”之作，在某些段落可谓是忧愤之书，甚至可以说是像当年鲁迅那样忧愤深广。废名极力使读者改变对30年代那个疯癫癫的莫须有先生的印象，以期引起读者对小说中的宏论的充分重视，正是因为小说中表达的是废名在整个抗战期间避难乡间而从事的思考，其中的思想大多关涉国计民生、伦理教育、生死大义、道德信仰，是从底层和苦难生活中逼出来的活生生的念头，而非象牙塔中的凭空玄想。我以为废名在故乡过着隐士般生活的预期压根儿就是错的，正如小说所写：“莫须有先生现在正是深入民间，想寻求一个救国之道，哪里还有诗人避世的意思呢？”抗战阶段归乡避难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考察乡土民生和社会现实的历史机缘。小说由此呈现了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传达了深入民间之后的沉潜的思索。我正是从一个作家的心灵历史和思想自传的角度看待这部小说，而这也恰恰符合废名对读者的要求。他一再声称“本书越来越是传记，是历史，不是小说”，读者也需要调整阅读心态，把莫须有先生的诸多惊世骇俗之论，看成肺腑之言与庄重之语，是战时废名潜心思索的如实传达。其中的观念取向有些是当时知识界普遍共享的，有些则颇不合时宜，是独属于废名的观念和思想。虽然这些思想从形态上讲无疑是小说家言，既显得另类，又显得驳杂，并无系统性，但仍不失为考察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一个案例。其历史价值尚不在废名所标榜的“它可以说是历史，它简直还是一部哲学”，而在于它的真实性。当我们把小说当成作家真实经历和思想的“写实”性纪录，并从观念和价值层面进行观照，《坐飞机以后》就构成了4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分子多元思想取向的一部分，展示出颠沛流离的战争生涯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复杂的历史视野。 战争带给废名一家最直接的经验首先是“跑反”。废名故乡的“跑反”堪比汪曾祺描述的在大后方昆明的“跑警报”，却更多一些久远的历史。“跑反”这两个字“简直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不然为什么说得那么自然呢，毫不须解释？莫须有先生小时便听见过了，那是指‘跑长毛的反’。总之天下乱了便谓之‘反’，乱了要躲避谓之‘跑反’。这当然与专制政体有关系，因为专制时代‘叛逆’二字翻成白话就是‘造反’，于是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他们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他们不问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废名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解释“跑反”及“反”与“闹事”的区别，并不是热衷于辨析词义及其沿革，而是揭示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其历史内涵的丰富性。“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甚至蕴涵着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的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反而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倒是跑反者每每谈“跑反”而色变。当然，跑得次数多了就也并非总是惊慌失措，农人们在跑反的间歇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令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们的冷静。莫须有先生的儿子纯，就是在一次次跑反的经历中伴随着“牛的沉默猪的惶惑”一点点长大起来，逐渐也不用爸爸抱着，而能自己跑反了，最终则学会了把跑反当成新奇的“探访”，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避难，都感到兴奋和喜悦。当然，孩子们更多获得的是“避难人的机警，不，简直可以说是智慧”。至于莫须有先生的逃难生涯则使得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他神经更为敏感，脑细胞也特别活跃。逃难的过程中大脑里往往比平时充斥着更多的奇思异想，同时也激活了他的历史感，觉得“写在纸上的历史缺少真实性”，而真正的历史是在眼前获得现实印证的历史。莫须有先生在跑反的路上，就把自己同民族历史真正联系了起来： 眼前的现实到底是历史呢？是地理呢？明明是地理，大家都向着多山的区域走。但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光景一定都是如此，即是跑反，见了今日的同胞，不啻见了昔日的祖先了。故莫须有先生觉得眼前是真正的历史。 这种把空间(地理)时间(历史)化，并在“今日的同胞”中晤面“昔日的祖先”，都是一种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体验，只有借助战乱的经历才能获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