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阅读译文 从版式上来看，包译本与汤译本截然不同：为了充分展现这部“东方文学”的“原初风貌”，汤姆斯不仅“以诗译诗”，还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排版方式，中文在上，英语在下，字词、行列上都尽量一一对应，虽然实际上并没有采用诗歌的韵律，但其英译文却努力排列出了诗行的模样。包译本在版式上与“维多利亚时代”市面上流行的小说毫无二致，没有中文的干扰，也没有诗行的序列，翻译和注释文本就是该作的重心所在。 细读译文，我们发现，相比于汤译本，包译本有两个特点尤为突出： 第一，它以自由、流畅的语言，给《花笺记》增添了一个可读性较强的译本，这是该译本最显著的特点。 为了在文字、断句上与原作一一对应，汤译本尽可能不去调整词语顺序，也几乎没有增加辅助性的表达。但这种逐字、逐句对译的结果，就是文脉的断裂和意象的跳脱。比如，第一句：“起凭危栏纳晚凉，秋风吹送白莲香。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汤姆斯的译文回译过来是：“夜幕降临，起身倚靠在栏杆上，呼吸着清爽的空气，秋风中充满荷花的香味。明月钩，如清水，只能看见，今夜，据说，天上的新郎和新娘团聚”。这段译文，与其说是句子，不如说是拼接起来的短语。如果是韵律的需要，这种结构尚可接受，但众所周知，汤译本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表面上是诗，实际上却并不讲究音律之美。勉强接洽起的文脉，自然也难以贯通，前面是“明月钩”，后面是“如清水”，“钩”何以似“水”？如此拘守原文，似乎是忠于原作，事实上却更多地偏离了“月光如水”的内涵。同样两句，包令的译文不仅为句子增加了一个主语“我”，还将“白莲”由“the white water lily”更为确切地译作“the white lotus flowers”，两句回译过来是：“我倚靠着栏杆，享受着晚风的清新。秋风吹来白莲花的香味，我看见新月如钩，皎洁如水。传说，就在今晚，天上的星星会聚一堂。”相比之下，包令的翻译确实更加自由、流畅。 第二，相比于汤姆斯，包令对于“木鱼书”的体制特点似乎有着更加深刻的领悟，这使他的某些译文，更为确切地传达了原作内在的神韵，这是包译本的另一显著特点。 《花笺记》是以七言为主的长篇叙事诗。七言的简洁明快，衬字的多寡自如，方言的半文半俗，都使这部作品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花笺记》评点者钟戴苍说：“《花笺记》读去只如说话，而其中自然成文，自然合拍，于此始见歌本之妙。”[11](P66)这种字字可歌、自然成韵的“歌本”，无论是以诗歌翻译，还是以散文翻译，都难以淋漓尽致地传达其文笔声调的活泼灵动。汤姆斯拘守原文的翻译风格，使不少译文佶屈聱牙，自然难以再现原作的精神气质。相比之下，包令虽用散文译诗，某些译文，反倒如行云流水、舒展自如。比如，“拜访和诗”一节，写梁生拜访杨父，在花园粉墙上看到了姚仙题写在“花笺”上的《池柳》：“谁把垂杨植内池，春来飞絮点涟漪。青青不是溪前种，肯向人间管别离！”这首七言律诗无论是文辞还是韵律均乏善可陈，但在整部作品中，却是名目关节所在，乃“《花笺》出处”，两位译者均注意到了这首诗歌的重要性。然而，此诗与“木鱼书”同是七言体，如何在翻译上体现它的独特性呢？仔细推敲两位译者的处理方式，正可凸显他们各自的行文特点。汤姆斯的译文通篇与中文一一对应，对于这首“诗中的诗”，也没有网开一面，除了在诗歌前点明这是一首“颂歌”(The Ode)，翻译时并没有在形式上把它处理得更像诗一点。而包令翻译的这首律诗，不但注意用韵，而且采用了复沓句式，使译文读起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虽然不能就此说包译本在诗歌形式上更忠实于原著，但对于中国诗歌体制的敏感，包令比汤姆斯显然略胜一筹。 值得注意的是，包令译文的自然、流畅以及他对于该作艺术形式的深刻领悟，究竟哪些可以归功于他本人、哪些又该归功于施莱格尔的荷兰译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 包译本出版的当年，《礼拜六评论》就以嘲讽的语调犀利地指出：包译本与施译本“出奇相似”，许多内容是从施译本中直接“转译”过来的。该刊不厌其烦地通过个别字眼的比对，显示两个译本之间的雷同。比如，在翻译“堂”字时，包令先后译作bank、hall、library、saloon，同一个字眼屡屡变身，着实令人惊讶，原来在相应的地方，施译本分别译作plants、zaal、bibliotheck、salon。这些地方，都令读者“禁不住怀疑包令受了施莱格尔的影响”[12](P691)。更为糟糕的是，某些施莱格尔以荷兰语翻译正确的地方，包令转译为英语时反而出错。比如，“焚绣线，拗金针”一句，在汤译本中，中、英文使用的“针”字(needle)都是正确的，包令不但误把“针”错译为“指甲”(nails)，还煞有介事地添加了一个注释，云：“中国有品第的女性让她们的指甲长到几英寸长，作为她们从不从事手工劳动的证据。她们把指甲染成金色，晚上套上金属壳加以保护，以防不慎折断。剪断指甲，是抒发她内心绝望的最后一举”[13](P177)。对此，评论员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不会相信还会犯这样的错；没有哪两个词像指甲和针那样毫不相像了，我们只能怪约翰爵士那不够完美的荷兰语，使他把施莱格尔用来正确翻译中文‘针’的荷兰词‘naalden’误当成了英文词‘指甲’。”[14](P691)由于难以估计包译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施译本，所以，该译本的功过得失也很难归咎于包令一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