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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纪实文学中的异域经验与女性形象(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 刘堃 参加讨论

    索菲亚这一形象的流行,以及把“索菲亚”这一名字与女子爱国直接联系起来,与当时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兴趣有关。索菲亚出身俄国最高贵族,而她却成了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者。一个帝王贵胄之家出生的小姐,甘愿放弃令许多人垂涎的富贵生活和锦绣前程,到民间去过又苦又累又危险的生活,最后义无反顾地身殉她所信仰的伟大事业。秋瑾的经历和选择与索菲亚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已经是一个小康之家的主妇,一个官员的太太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放弃了富足安逸的生活,抛家别子,东渡日本并在那里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秋瑾之死在清末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其革命事迹和人生传奇亦被后人传唱不绝,很可能与她自甘放弃一切的“革命真诚”有关。巴黎无政府主义者在1907年高度礼赞秋瑾及其同伴徐锡麟的自我牺牲行动。他们坚持说他们不关心革命行动是成功还是失败,只关心“真理”。他们中的一员褚民谊甚至说,暗杀之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它对革命有一种精神净化作用⑨。
    第一篇索菲亚的传记发表在《浙江潮》1903年9月13日那一期上⑩。《浙江潮》是一本由激进学生创办的月刊,带有明确的反满情绪。这篇传记署名“任克”,以简洁的古文写成。开篇第一句,作者就强调“夫天下惟最不忍之人,而后能行最忍之事”。“不忍”本是儒家思想核心道德价值“仁”的内在含义,把“不忍”与暴力直接联系起来,使得暴力变成了革命者实现其高尚道德目标的手段。在为暴力开脱的逻辑下,“杀人如麻,流血如潮”的血腥行为,“乃几个极仁慈、极温和的妙龄女儿,倾国美人为之耳!”对受众而言,把惹人怜爱的美丽女性与暴力并置起来,女性参与暴力革命很容易导致个人毁灭的后果,这样“美丽之物的毁灭”也赋予暴力以崇高的美学特征,于是“女性化”的暴力进一步“美学化”了。1907年发表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将女性与暗杀联系起来,主张“暗杀是妇女参加革命的最好方式”,从而将女性参与革命活动的方式明确地窄化为暴力。这样,女性特质与革命暴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相依存关系:暴力的政治动因被其行动主体的自我毁灭倾向正当化了,同时女性参与革命的公共角色也合法化了(11)。
    接着,作者借用侠客传奇的传统戏剧性笔调,让索菲亚以一种观众似曾相识的女侠形象出场。当索菲亚的父亲发现她与一些持激进思想的同学往来时:
    于是遂不见谅于其父,锢之于斗室中,沙勃笑曰:“生我也,权操而父,杀我也,恐权不操而父。”漏深月白,乃越万仞铜围,匿身于同学之家,遂斩发易男子装。
    上述描写令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夜奔的红拂女(12)。冲破禁闭而逃走的戏剧形象在侠客小说中广泛存在,在这个悠久的传统中,女侠有其独特的形象,相比于男性侠客不循常轨、以武犯禁的“行动魅力”,女侠常常更富于性格特色和人格魅力。比如在红拂故事中,红拂女的侠义主要表现为蔑视权贵、挣脱禁锢的勇气与识人得人的非凡智慧。同样,在这篇传记中,索菲亚的性格得到了文学化的刻划,作者描写了党人克布里夜访索菲亚、谎称同志被捕以试探其反应的一段小插曲:
    克布里曰:“事已燃眉,尚作儿戏耶?迟一息则大事去矣!”言时声泪俱下,而沙勃始中心忐忑,急询之,答曰:“晚八时,同志受捕于政府”……沙勃闻是言不遑整衣,惟携袖枪一支,狂呼急往,此时彼一副眼泪俨若急雨跳珠……沙勃始知为乌有事,乃泫然……
    从“和泪和墨”写文件的真诚恳切,到“扬声而笑”的豪放爽朗,再到“狂呼急往,眼泪如急雨跳珠”的峻急情热,最后得知虚惊一场而“泫然”,索菲亚的性格在以眼泪为标志的夸张情绪描写中昭然若揭。自《世说新语》以来,这种富于特色和夸张的人物性格就形成了传记文学叙事的一个强大传统,不管真实的索菲亚性格如何,她还是不免被传记的书写“中国化”了。
    另外,在这篇传记中,索菲亚的“女德”被特别强调。所谓“性仁慈,锄强扶弱,恤病怜贫,而尤孝于母”,似乎是对她违反女性行为规范和僭越男性身份的一种道德上的纠正和弥补。而在另一篇更为知名和“权威”的《苏菲亚传》(13)里,索菲亚性格最突出的一点是她的“洁癖”,毫无疑问,生活习惯上的“洁癖”与索菲亚的“道德洁癖”形成了互文性的关系。《苏菲亚传》最后援引巴枯宁的评语,认为女性党员是虚无党之“灵魂”,“若有女员发愿随喜者,吾党当事之以圣徒”。“发愿随喜”这一佛教术语赋予了女党员一种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神圣宗教情感(14)。凑巧的是,秋瑾在这一传记发表十天后就牺牲了,她的牺牲因为被捕之前的“拒绝逃走”这一细节而带有某种“自杀”的性质。秋瑾死后许多同时代人都拿她与索菲亚相比,而她生前也把索菲亚当作自己以及女性同胞值得效法的榜样之一(15)。
    总之,在“秋瑾-中国索菲亚”的形象建构中,女性革命者通过自我牺牲而获得道德/政治主体位置,并成为革命之神圣性与正当性的符号象征。这既是一项新的话语发明,也内在于中国的侠客叙事传统。清末历史对于女革命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异国女杰形象的改写,或者反之,对于异国女性形象的“中国化”改写,恰恰是蕴含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女性被建构为在传统道德与国族伦理(爱国与自我牺牲)之间获得平衡的新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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