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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后，钱玄同迅速从原先的国粹主义立场转变为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考察这一时期钱玄同的日记、书信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有三方面的原因推动他走向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即他对今文经学古经辨伪之学的崇信，对无政府主义重新产生兴趣，以及和鲁迅之间频繁而密切的思想交流。而在《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歧公开化之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将政治革命提上议程之后，他出于对革命势将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忧虑，又转向了保守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钱玄同前后思想的反复变化暴露了一种思想上的无根状态，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有代表性的精神特征。 关 键 词：钱玄同/《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无政府主义/今文经学 作者简介：倪伟(1968-)，男，江苏江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 自1908年问学于章太炎后，钱玄同就成了一个头脑“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的复古分子，不仅主张推翻清政府以恢复汉族的文物制度，而且还认为应越过明朝和汉唐，“复于三代”。[1](P.113)他狂热地践行复古的主张，用小篆书写，行古代礼制，民初在浙江教育司供职时，还设计制作了一套深衣玄冠，穿戴着上班。[1](P.117)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刚一发表，他却出乎意料地迅速响应，致书陈独秀，力挺文艺改良之议，并痛斥“选学”为妖孽，“桐城”是谬种。[2](P.1)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钱玄同的反戈一击让陈独秀和胡适喜出望外。陈独秀恭维他：“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3](P.296)尚在北美留学的胡适更是感到“受宠若惊”。[4](P.311)钱玄同从此变得十分活跃，不断在《新青年》“通信”栏发表长信，攻击包括古文、旧戏、儒道释乃至汉字在内的一切国粹，言辞之激烈令人侧目，他也藉此一跃成为《新青年》同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① 钱玄同何以会从狂热的国粹主义转到全盘反传统的立场上？钱玄同自述是因受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刺激：“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5](P.281)②对这种说法很多人都深信不疑。周作人晚年谈到钱玄同，也认为是“民国初年的政教反动的空气”促使其转向了反复古。1915年的洪宪帝制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这两件事情的轰击”，使得“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6](P.93)但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百官祭孔，意在为复辟帝制预演。钱玄同对此意兴甚浓，不仅索取了一本祭祀冠服图，还在日记中称“所定斟酌古今，虽未尽善，而较之用欧洲大礼服而犹愈乎！”[7](P.275)对袁氏遵行古礼似不无赞赏之意。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劝进正式登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令人意外的是钱玄同日记中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载。1916年元旦那天，钱玄同在马幼渔处见到官报，“乃知自今日始改称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是民国历数尽于昨日。”下午他照常游玩中央公园并参观古物陈列所，晚上点阅廖平的《群经凡例》。[7](P.282)当天的日记语气平静，看不出他有多么愤怒。此后三天的日记均是读经论古，无一字提及袁氏称帝。1月5日日记中他又重弹用孔子纪年的老调，嘲笑“光复之后，浅人皆用民国前几年……至今则民国已成前代，吾不知彼等又将创为何种纪年？将曰帝国前几年乎？则自黄帝以迄清宣统四千余年中间，惟周称王，余悉帝国也。将称洪宪前几年乎？则洪宪之名，正如明之洪武，清之顺治，及日本之明治……”[7](PP.283-284)言语中既无亡民国的哀痛，亦无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愤怒。 读他当时的日记，你的确感受不到袁氏复辟给他的刺激有多么强烈。印象更深的倒是他因个人生活不顺而不断发出的怨叹。1913年9月，他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本想等来年秋天“收入稍丰”，接家眷来京，“不料为忌者排挤”，“所入不及百金”。同门马幼渔遂将自己的中学课程相让，但这样钱玄同每周的课时量就达到了19小时。[7](P.273)1915年后，他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课时量更增加到每周27小时。[7](P.299)几乎每天都要上四五个小时的课，自然是劳顿不堪，他日记中便常有“甚惫”或“惫甚”的感叹。更不幸的是，家眷北来之后，病患不断，大人、孩子均先后染上白喉、猩红热等时疫，四子秉东夭折。在1917年1月8日日记中，他哀叹：“三月以来，心绪恶劣，至今尤不许我开展，且我自身亦难保此后竟不传染，思至此，愈觉闷闷不乐。”[7](P.300)没过几天，他家中又发生煤气中毒，“家中上下，人人患病”，三子秉弘和一女仆“人事不知，几濒于死”。[7](P.301)阖家诸般不顺，他心绪之恶劣可想而知。在1917年1月的日记中，他不断说些“人极无憀”(1月1日、23日、25日)或“余极无聊”(1月11日)之类的话，甚至对于平时所喜爱的逛厂甸这等乐事也“殊无兴趣”。[7](P.305)在1月13日的日记中他更声称“入都三年，心绪恶劣者三年”。[7](P.301)然而，正是在他最感侘傺无憀的时候，他却突然爆发了，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火力十足的第一篇“通信”。因为生活不顺利而淤积的愤懑和怨怼，似乎全都借此得到了宣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