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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转型 价值取向既关涉文学理论的精神内涵，又与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人文教育的文化形态所可能具有的心性建构效果相连，同时还与文学理论的自身形态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往往以追问个体形而上学价值为旨趣，诸如个体存在、人生命运、终极关怀、偶然性境况等命题，通常被作为价值标准衡量一种文学乃至文学理论的精神深度及其合法性。而且，在理论表达上往往以审美作为这种价值取向的表征，同时，还以向内转和去政治的文学理论作为这种取向的实现之途，因为“去政治”是当时的最大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渐以兴起和世俗社会的切实来临以及一种可能的生活秩序的缓缓建立，人们的价值认同也慢慢地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萌生了转型的诉求。这一点十分突出地表现在其对政治文化价值的态度上：一方面它要摆脱政治，继续走“去政治”化道路；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再政治化”，进行政治价值的重构。因此可以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风貌的变化、展现，仍然是以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为起点的”[13]547。为此之故，政治是否以及如何成为一种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不可小觑，它甚至成为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走向的一个核心因素，以至于多年以后，有学人不无道理地指出：“‘再政治化’思潮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思潮，这一思潮的基本构成及其意向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文学理论批评的现实运作及其转向。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的现实运作中所呈现出的‘再政治化’态势无疑是一种‘向外转’的思潮，其在转型时期90年代的兴起，既相关于文学研究‘向内转’思潮的深化及其弊端的显现，相关于‘后新时期’中国新的社会文化情势的出现，如大众文化的迅猛崛起，也相关于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深刻影响。在我看来，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后新时期’中国大陆‘新政治’的出现。”[14]如果不把政治仅仅看成一种工具，不把政治视作单纯的意识形态乃至污名化为一种权力斗争，那么就有可能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历史转型中的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出新的理解和建构。 因此或许可以认为，研究究竟有无一种政治及其文化精神能与文学理论相契合，与此同时怎样保持文学理论的自律性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一个焦点。正是围绕此一焦点，文学理论开始了突围乃至转型。比如，怎样看待大众文化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关系、如何将后殖民批评与公共领域相勾连、是否存在性别政治的文学书写等问题，就与怎样看待政治以及认同何种政治价值等问题息息相关。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无论如何也难以一言述尽⑦，其研究对象、身份认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新的特征。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言，它可以称之为一种“大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远远超出一般文学理论的范围，它是文学理论研究者试图全方位地把握当代文化现实的表征，并非与文学理论问题无关。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发生的是“大文学理论”的“转型”，而非断裂。这种转型作为一段已然发生的过往故事，未曾尘封。毋宁说，它依然以连接着当下文学理论故事的讲述方式，产生持续的后继效应。为此之故，它值得人们投以专门的回望、倾听和理解。其学术的重要性在此简述几点： (一)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认识，关涉如何评估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史问题 有学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转型不曾投以同情式理解，同时，又找不到一种属于20世纪90年代的精神认同，因此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纯粹只是陷入危机而无新生之望，并由此表现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极其悲观的态度，故而认为：“80年代有一个明确的中心问题，就是文学如何从政治理性束缚下获得解放，如何启蒙，从而推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而90年代则失去了对文学理论的需求，文学理论也丧失了对文学的影响力。动力的丧失、方向感的迷失，使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步履艰难。”[15]的确，由于转型之故，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理论表现出了诸多不同，但若承认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所具有的反思性特点，并且不认为这是以失去对文学的影响力为代价所获得的，将其视作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化格局的推动力量，那么，就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此说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观。比如有学人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与晚清和“五四”时期现代性发生以来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认为只有转型时期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才具有后现代性，而此前的文学理论是一种现代性形态，并因此表现出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好感[16]。由此可见，如何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对人们书写与评价包括该时段在内的文学理论史有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