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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文标题：《市井与文学书写的世俗性》 原文出处：《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03期 市井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 “因井为市”，“处市必就市井”，清晰地指明市井与商贾买卖之间的密切关系。市井总是与务实、重利、圆通相关，而与远大理想、精神追求、终极关怀无涉。回顾现代文学三十年，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都与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也正因如此，市井生活由于其庸常凡俗、务实重利、缺乏理想主义光辉而逐渐淡出主流作家的视野。然而，文学书写并不能总靠观念支撑，随着中国社会完成拨乱反正，实现了社会转型，文学逐渐从政策口号的捆绑中松动下来，城市生活中市井、日常的一面又再次成为书写对象。而王安忆是新时期较早意识到市井生活的书写意义的作家。 王安忆是将市井生活本身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家，她笔下的人物都不是时代风云里风口浪尖上的英雄，面对世事的无常，命运的多变，他们大多只是被动地接受。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被动的接受中，他们生发出对生活本身的兴趣和精神，乱糟糟的时代因此也隐没在穿衣打扮、柴米油盐之中。不仅如此，王安忆也将市井生活作为升华的对象，赋予市井以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如同“天香园绣”。她本是从民间而来，经申家诗词熏染，书画入绣，成为一门藏于贵族闺阁的高雅艺术，然后随同申家的没落再次回到草莽中，汲取天地人之精气，并不断在“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中传承更新，直至自身成为一种文明。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与灿烂文明得以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发扬光大继而称名于世，而“市井”也得以其广阔的空间和无穷的能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王安忆也通过理性思辨为“市民”正名：“社会经过不自觉的震荡，错接错拼，咬合松开，逐渐协调运行，生成养成了这群体，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地追求人类社会的理想。这理想在提倡的时候总是激昂的，实现时难免趋于平淡，夸张的部分消除了，我们看出了的是‘庸俗’两个字。这多么不公平啊！”[1]其实，与其说市民或市井“庸俗”，不如说其“世俗”。阿城便赋予“世俗”以“无观”和“自在”的特性，他说：“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2]所谓“无观”，便是不受外力因素的干扰，依然如故；所谓“自在”，便是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多重实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忆对市井生活的书写应和的正是文学书写的世俗性。 王安忆被视为“海派”文学的传人，她对上海弄堂生活细致而饱满的叙述，对“行动性极强”又“充满了实践”的市民精神的褒扬，使她不仅重新赋予文学处理市井和市井生活的合理性，也接通了文学书写描摹世情的世俗性传统。 原文参考文献： [1]王安忆：《启蒙时代》，第283页。 [2]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赛/摘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