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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文学主体性的获得包含了被动接受政治馈赠的含义，这与文学在此前被动接受管制一样，同属于国家权力在文学领域的主动进退这一层面。首先，从影响文学批评的政策调整来看，从撤销《纪要》(43)、否定“文艺从属于政治”(44)，到提出“二为”、重提“双百”(45)，乃至倡导“创作自由”、“评论自由”(46)，这些口号只是政治权力在词汇修辞上的变化，国家权力从来未在意识形态层面改变对文学的根本态度(47)。其次，从批判《苦恋》(48)、徐敬亚道歉(49)、“舌苔”事件(50)、《河殇》批判(51)等一系列与文学批评相关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国家权力从未放松对文学领域的掌控。当国家权力与文学批评在意识形态层面发生冲突时，国家权力在牢牢控制着冲突的范围和深度。 李洁非在谈及这个现象时，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的经典时期，批判是最基本的运行方式，以至于难以设想文学可以在不搞批判的情形下向前推进”(52)。引文中的“批判”就是，国家权力要求文学批评所执行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等问题只能放置在一定的范围内来讨论，而范围的边界如何设置，则取决于国家权力在具体事件上的具体措施，而这些措施始终臣服于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坚持(53)。所以，在具体的批评史研究中，要对某些具有延续性的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延续性在具体语境中的表现可能会修正对某个时段批评史独特性的迷恋。 ①本文系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观念史和学科史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本系列涉及三个问题：批评史研究中的“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起源、分期和时段”、“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批评家论”、“当代文学批评史中批评实践的资源借鉴”。本文讨论的是第一个问题。后两个问题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拙作《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资源借鉴——以一九八○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成果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批评家论——以一九八○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成果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5期。 ②这个系列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现有的当代批评史研究成果(特别是80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史成果)的梳理，来归纳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常见的基本问题和主要方法；二是，将这些常见的问题和方法重新问题化，尝试着为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特别是80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需要提醒的是：我所说的“80年代”特指一个可以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大致包括从1976年官方宣布粉碎“四人帮”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或邓小平南巡及其讲话发表这段时间，至少应该包括从真理标准大讨论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这段时间。因此，我依据如下标准来筛选已有的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成果：1.这些著作的讨论范围必须覆盖整个80年代。也就是说，80年代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整体，即便不是这些著作的主要讨论对象或唯一对象，最起码也要在诸多讨论对象中获得一个平行的位置。至于，80年代文学批评史在这些著作中获得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则不是我取舍的标准。2.这些著作需具有“史”的面貌。我并非要求这些著作能对某个时段的批评史现象进行事无巨细的描述。但是，这些著作在处理某个时段的主要批评史现象时，要体现出宏观把握的整体性视野和历时性描述的叙述视角。部分批评史著作会将某个时段的批评史现象分解成若干问题进行平行论述，也需到达到上述标准，即这些问题的组合能体现出某个时段批评史现象的整体性和历时性。至于，那些专门论述某个时段的某个单一现象的研究著作，则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本人选取的主要讨论对象为以下10部(按出版日期先后为序)，王彬彬《却顾所来径：80年代文学批评思考之一》，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2年；程文超《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唐翼明《大陆新时期文学(1977-1989)：理论与批评》，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屈雅君主编《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姚鹤鸣《理性的追踪——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张景超《滞重的跋涉——新时期文学批评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2002年版；古远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依据上述标准所筛选的重点讨论对象。其他批评史研究著作会根据讨论进程的具体情况而有所提及，在此则没有必要一一例举。此外，因为本文是系列研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前述的当代文学批评研究成果只有一部分在此篇论文中得到讨论，其余的将在别处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