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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诗化小说写作，成为新时期抒情小说的滥觞。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主体性的复苏，对于小说诗性精神的追求成为一种颇为时尚的写作潮流。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人的深度探索，一个是对根的深入追寻。当然，这两个方面也不是全然分开的，不管是对人还是对根的探究，都带有一种强烈的诗性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个体性，表现人情、人性，铁凝、史铁生、梁晓声等人的创作都是代表；注重文化性，表现地域风情和文化之美，林斤澜、陆文夫、张承志等人的写作，在这方面多有成就。 诗性精神的大放异彩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曾经风头强劲的寻根文学、先锋思潮已经渐渐过去，而由先锋转向的一批江南作家如苏童、叶兆言、格非、余华等，则在江南文化的熏染下，在个性旗帜的引领下，在审美诉求的感召下，以一种“新古典主义”的面貌给当代小说写作标注了新鲜的美学风向和奇崛的诗性色彩。 苏童沉迷于历史的虚构和南方的想象之中，在历史的幽暗处探寻人性善恶的反转，在糜烂的南方风情中挖掘人生华丽与颓败的轮回；叶兆言钟情于民国风情的诗意描写，把一段段原本平淡静默、食之无味的生活写得血肉丰满、荡气回肠，充盈着浓郁的抒情质感和人性力量；格非的小说执著于对人性欲望的深入叹绝和对文化没落的深度探求，古典气息和神秘氛围浓郁，带给人一种谜一般的诗性体验；余华的小说充满了暴戾、死亡和荒诞，同时却也有着突出的古典倾向和情感力量，一股“恶之花”样的冷漠、残酷之美每每跃然纸上。这些生于或长期生活于江南的作家，他们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面貌与江南文化中最为突出的诗性精神是十分吻合的。当然，受着新时期多种思潮的影响，这些人的小说，不论是抒情性、哲理性的开掘，还是意境美、人性美的表现，都已经超出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诗性精神的内涵，而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现代性意味。暴力、死亡、堕落、丑恶、颓废、媚俗，种种社会和人性的冲突和不美好，被史无前例地暴露在文学现场，并赋予了一种新的美学意味。但其最本质的内核仍然是诗性的，是诗人般的精神存在。 如果从创作主体上来看，中国当代小说的诗性精神，最直接地源于中国小说家的“诗人”本色或气质。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说：“最好的小说家乃是‘精通世故的诗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不是诗人就一定不能成为好的小说家，只是说对于好的小说家来说，诗人气质是极为重要的必备要素。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入小说，本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到了新时期，这种艺术手法也很受小说家的偏爱。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人的小说，有大量的诗歌，或古典的、或现代的，被容纳到具体的叙事过程中，格非的《春尽江南》不但题目即是一种诗意象征，而且主人公谭端午就是一位诗人，甚至于小说最后以一首现代诗《睡莲》结尾，可谓当代“诗入小说”的写作典范。毕飞宇在写小说之前，一直尝试诗歌写作，虽然未能成为一名诗人，然而“诗人”的经历决定了他小说家的诗性精神和品质。毕飞宇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诗经》，尤其是，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和理论探索，我们的唐诗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宋词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红楼梦》就更不会是这样，可以说，是中国诗人曹雪芹写成了中国小说《红楼梦》。如果曹雪芹没有博大的中国诗歌修养和中国诗歌能力，《红楼梦》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想，对于中国的优秀小说家来说，如果给他们戴上一顶“诗人小说家”的桂冠，想必也不会介意吧。 哈罗德·布鲁姆说：“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不可逆转”。这种文化的衰退也必然带来诗性精神的沦丧。这是现实，也是事实。但其实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悲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了解我们的文化源头和渊源，真正热爱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传统，只要这条血脉在，中华美学精神就会长盛不衰。在对17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进行分析之后，福柯发现，今天的历史，今天的主体经验，或许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一个更加久远的产物，由此，他以自己的谱系学方式一直推到历史深处，直至抵达希腊和希伯来文化这两大源头。同样的，我们今天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分析、研究和评判，最终也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化的精神脉络中寻找诗性的源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