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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文学的一次重要的“文艺复兴”，从政治八股的“‘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中走出来，其难度之大，堪与“五四”新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难度相比。但奇怪的是，与“五四”文学不同，80年代文学带有强烈的“外国文学焦虑症”，特别是在被指认为“现代主义”、“先锋”、“探索”的作家那里，从文学语言、文学形象和叙述格调，都有明显的外国文学的影子。这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如前所述，在新文学的诞生期，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胡适，虽然在阅读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写作，但是他们的作品里洋溢着鲜明的中国文学的特色。看来，“文革”后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还是很值得研究和反思的。中国文学和翻译文学之间，远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拿来”那么简单。 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显示出外国文学已经成为塑造本土文学的最基本的动力。对于“文革”后文学来说，相对于外国文学，尤其是蔚为大观的西方现代文学来说，中国短暂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所能提供的可资借鉴的文学资源实在是太少了。而借鉴外国文学，便成为当时的第一选择。但是，这种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却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存在着鲜明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妨碍了中国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吸收、转化，进而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文学作品。笔者认为，形成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的原因如下： 其一，从创作主体来看，作家在学养上的先天不足，会严重制约创作水平的发挥。当然，并不是说，作家的学养愈好，创作才能愈高，有的作家，如沈从文、莫言，并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一样成为大师。但是，一般说来，学养和写作才能兼备，往往会成为大作家。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老舍、穆旦等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可谓学贯中西，他们的写作，并不仅仅靠才气，还有伴随学识而来的眼光和见地。他们的外语较好，有人甚至能用外语写作，可以说具有国际视野。1949年以后依靠行政力量大力扶持的工农兵作家，所写的作品的水准自然是大打折扣的。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作家，多为知青一代，在革命年代，不少人学业荒废，学养先天不足，虽然经过后天弥补，但是就整体素质而言，与“五四”作家相差何止一点!囿于外语水平的限制，绝大多数作家没有能力阅读原文，只能阅读翻译文学，这样一来，对于翻译文学的接受，不可能做到原汁原味，所学多为皮相。王蒙曾在80年代呼吁中国作家的学者化，其实是很有见地的。 其二，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场域的制约。在80年代思想场域中，起建构作用的主要包含三种权力话语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流话语形态、西方18、19世纪启蒙主义话语形态、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话语。这三者之间的摩擦、妥协和交锋，很大程度上构成了80年代的文化思想地形图。在80年代理性主义复归、人道主义复苏的“五四”式环境里，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是个异类。如果承认传统存在着变动不居的文化内涵的话，经过“五四”的洗礼，西方的启蒙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传统，近百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回到“五四”，实际上是回到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启蒙传统。而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等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则很难构成我们的传统，而这些哲学流派，则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哲学基础。西方非理性主义进入80年代思想场域，被挪用、误读，以迎合中国社会重建理性的时代诉求。流行一时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青年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热烈回应。但是，由于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思想限制(进行社会主义“纯化”)是同时进行的，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下，这些西方现代哲学更多地以被误读、肢解、改造的形式被片面接受③。而中国作家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大多进行了功利性的误读。比如，作家谌容接触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写出的小说《杨月月萨特之研究》，只是顺应社会流行观念，浅层次地把萨特的学说理解为一种人生哲学，根本谈不上对人性的伟大洞察和对人类灵魂的深刻表现，而这，则是萨特的小说所着力表现的内容。由此可见，80年代中国先锋作家无法在知识谱系上将西方现代哲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纳入自己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形下比照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写作，难免会出现只得皮毛的照猫画虎之作，落了个“伪现代派”的名称。正是80年代思想文化场域的制约，使得这些先锋文学既缺少真正的现代哲学根基的支撑，又远离了本土传统，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辨识出80年代中国文学里面的“外国文学”因素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