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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借助儿童视角的游戏精神有效地传达出历史的荒诞与无序。叙述者不再满足于传统历史小说的模式隐藏在历史幕后，而是以儿童的身份和口吻直接讲述祖辈们的生活、介入祖辈们曾经经历的历史事件，叙述者在文本中不仅是文本的讲述者，更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和对话者，他自如地穿梭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中，驰骋在想象与现实的经纬中，叙述者毫不避讳作为儿童叙述者的幼稚与轻率，也并不有意遮掩“我”的存在和主观见解的渗入，甚至在文本中直接以“我想”、“我猜想”、“我以为”等主观性极强的轻佻口吻来叙述历史，这正是历史的断裂点，也是历史的悬疑处。这是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革新与颠覆，也是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超越。 《丰乳肥臀》这部史诗浩荡的小说是在上官金童这个孩子的视角下展开的，在孩子不谙世事的眼光下，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土匪还是游击队，爱国者还是侵略者这些被意识形态严格划分的阶层并没有绝对的区分，他们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甚至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戏剧性地倒戈逆转也是自然而然的。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以抗日英雄形象登场，最后成为日本的走狗；无恶不作、杀人放火的日本侵略者杀光了上官家的所有男人，却救了难产的上官鲁氏和一对新生儿……个体戏剧性的人生闪现着历史的无常与非理性。上官金童这个有着强烈恋母情结、恋乳癖的白痴、废人，却有着非凡的直觉领悟力，正是因为他的“无知”才使得他获得了传统历史定义范围以外的细节和理解，他的幻想与胡言乱语让他直接切入历史的本真状态。在作家看来，所谓的正义、真理与崇高等价值追求，不过是意识形态强加在生命个体身上的政治标签，有的人在它的奴役束缚中终结一生，而有的人则用自己的莽撞率性书写自己的历史和人生。莫言属于后一种，他由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来讲述战乱年代中一个家族的命运变迁，以“后退”的姿态和视角完成进攻式的颠覆与瓦解，这是作者在叙事上的智慧。 在《生死疲劳》中，当西门屯村所有的人都在历史的大潮流中翻涌，脱胎换骨地积极成为“新人类”而加入合作社、集体主义之时，蓝脸却执拗地走在“单干”的独木桥上。而代表着“新思想”、“新意识”的权力阶层的洪泰岳由此开始了与蓝脸长达三十年的对抗与斗争。当蓝脸以他的隐忍和执着默默承受着来自集体主义以及洪泰岳施加的巨大压力，盼来了三十年“大包干责任制”之时，一向顺应时代潮流、拼命追杀蓝脸的洪泰岳却濒临崩溃。当“新道德”一旦失效或过时，被控制的集体人就瞬间丧失了身份的认同感和一以贯之的立场和态度，成为被时代和社会远远抛弃的迷失一代。由此可见，历史不仅对于蓝脸这样的独立个体是残忍的，而且对于洪泰岳这样的集体主义者也是血腥的。历史的选择就是一场无序杂乱的非理性偶然行为。 这样的荒谬同样出现在“我”眼中的姑姑身上(《蛙》)。曾经被誉为送子观音的姑姑，在计划生育的“新意识”指导下亲手扼杀了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在两者的巨大反差中，姑姑没有任何情感和理智上的判断，组织的安排与旨意就是她行动的指南，最终，姑姑在夜晚无数青蛙的追赶与攻击的臆想、恐慌与内疚中几近疯狂。 因为儿童视角的使用，莫言摆脱了历史的理性成规粘着，也回避了历史的正义所在的形而上纠缠，他总是在历史的沉浮中打捞人性的碎片，并用文学的手段打磨和撞击这些碎片，他的作品有沉重的历史现实感，但又避免重塑历史的冲动与野心，保持着“去历史化”的游戏精神。儿童视角叙事的“游戏精神”、似真似幻强化了小说叙事中的虚构性，读者越来越意识到任何一种表达都是叙述者随心所欲的偶然性和从自己立场、情感出发的局限性表达。正是基于这种文学写作观以及对叙述语言的体认，莫言在儿童视角的建构中，找到了对现实判断和历史把握的安全方式。 尽管，我们可以以“个人化”甚至“儿童低智化”的体验方式来书写历史，但历史的现实与残酷却并不会因此而显现出温情的一面，“偶然性”的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让生命支离破碎、无力回转，这也是莫言直面现实的清醒与勇气。 与传统历史主义观念注重线性历史、理性先决、意识指导意义作用不同的是，莫言的小说中更多地强调的是历史的偶然性。个人总是在无意识中参与到历史的书写与建构之中，被推上了历史的“主体”地位，从而建构了历史的本质，而这一历程却是在无意识与偶然中环环相生的。《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赵甲，施刑对他而言只是一种出于强烈的职业意识和个人自我价值的体现方式，甚至更为直接地说只是一种赖以谋生的手段而已，然而历史却赋予他的刑具以发展的意义空间，虽然他无法也无意决定历史的走向，他只是一介草民，但是历史的走向却通过他的手得以实施。每个人都既是当下的人，也是历史的人，每一次历史的重大选择都是当下人的不知所措和心血来潮，而每一次历史的定格和影响都在后知后觉、时过境迁的必然性逻辑中将无数的凡夫俗子推向“主体”的自觉选择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