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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儿童视角书写历史话语是莫言创作的重要维度。儿童视角叙事在艺术表现形式与思想内蕴的巨大张力中，建构了莫言关于历史的思索与体悟。以“儿童”的方式讲述历史，使得莫言的历史小说获得了独特的历史观和思想内蕴，他将沉重的历史与戏谑的艺术表达融合在一起，他将历史的正义性与进步性消解于生命力的张扬与宇宙的浩瀚无穷中，他将现实的残酷与真实放置于经验的荒诞与虚无中。 关 键 词：莫言/儿童视角/历史话语 作者简介：赵月霞(1979-)，女，内蒙古包头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于历史的叙述始终是莫言写作的重要维度。从绚烂纷飞的《红高粱》到沉重唏嘘的《丰乳肥臀》，从毛骨悚然的《檀香刑》到事事无常的《生死疲劳》，以及灵魂诘问的《蛙》，可以说他的作品贯穿了中国的现代历史。学术界对于莫言的历史叙述以及历史观的阐释并不鲜见，但重新细读他文本中的历史叙述，我们发现，莫言很乐于也善于以儿童视角来展开他对历史的表达与建构。一面是宏大、理性的社会话语，一面却是低智、碎片的个人话语，他的叙事语调与叙事态度，叙事形式与文本内蕴，叙事立场与思想指向绝对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一一对应、水乳交融，他将极端对立的两面糅合在一起，并且在巨大的张力和反差中建构裂隙。本文试图从艺术表现形式与文本思想内蕴角度切入，来考察莫言选择儿童视角叙事为他的历史观表达提供了怎样的视域和思考角度，而儿童视角在编辑、生成的过程中又显现出莫言怎样的历史格局与洞悟。 儿童视角本是一种封闭性、隐私性、边缘性的个人视角，而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历史的主题显然是一种更具开放性、群体性、权威性的社会场域与话语空间。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无论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还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甚至是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和“伤痕文学”，无不见证着作家竭尽全力消解自我，融合集体和主流意识的努力与企图。传统的历史叙事，遵循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叙事上讲求客观真实，有史有据；思想内涵上讲究意识指导行动，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因而强化外在事件的客观真实性，而弱化心灵思想的独特感受。被奉为“革命英雄的谱系”的《红旗谱》是这种传统历史叙述的典范性代表。[1]草莽英雄朱老忠从无意识的个人复仇者成长为现代革命者的过程，充分彰显出个人的自我局限性以及阶级、集体对于个人引导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化的消弭对文体束缚以及传统写作制约的解放，整体性、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历史过程演变为破碎的、无序的、偶然的记忆碎片，“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将历史的书写立足于人本主义，以个人的、家族的立场和视角为叙述的出发点和思想内核，以人物的命运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非意识形态化的先决设置。“先锋派”创作在形式上的大胆实验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个性化叙述方式的倚重，为儿童视角叙事深入到历史题材领域，想象历史、书写历史提供了可能，也由此显现出别样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深度。 儿童视角不止是一种个人化视角，而且是低智化、非理性、碎片化的叙述视角。从叙事学角度来说，这种叙述视角之于历史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叛逆与革命，它打破了历史叙述的客观真实叙述，代以主观视角透视历史，主观感受言说历史的叙述话语。以儿童视角来讲述历史，借助视角的边缘化特征更好地传达了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理念。儿童视角重直觉、感性和非逻辑判断的“去蔽性”特征使得历史从传统的教科书中走出来，在“宏大叙事”的消解中，历史呈现出来自个体的、小人物的、思想懵懂的弱者的自我感悟。由此，历史呈现出片段化、感性化、细节化的特征，历史背景、历史事件被虚化了，想要按照传统的“典型论”去寻找人物活动和心理背后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成为一种徒劳，儿童在似真似假、似清醒似糊涂的诉说和视角观察中显现出的历史也是亦真亦幻的，是主观性极强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