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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还将孤愤托长吟 战火中漂泊西南的大学教授，倘若需要表达心境与情怀，可供选择的文体其实很多，如日记、书信、散文、杂感、新诗、小说、著述、序跋等；当然，还有本文所论述的旧体诗。所谓“欲写忧思试啜醨，毫无逸兴苦吟诗”(83)，那只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还是浦江清的诗句更值得重视：“锦瑟年华激楚音，还将孤愤托长吟。”(84)需要探讨的是，这些“孤愤”是如何在教授们的诗作中呈现的。 那位喜欢跟朱自清、萧公权唱和的政治学家浦薛凤，1938年吟成《读史三律》，第三首曰： 天崩地坼运非穷，故国新胎转变中。 卅载贪私随劫火，万方血肉抗顽戎。 求苏百代汉家好，忍痛今朝玉瓦同。 走马昆仑东向望，波翻黑海夕阳红。(85) 作者承认“予此三首诗之短处，在讲政理，在太牢实，在过浅显，文学上之三忌也”，可又强调“但论其中客观至理，则不易一字，敝帚自珍”。正是基于此判断，浦薛凤毅然将这三首得意之作全部抄录在回忆录中。 同样是社会科学家，又同样对抗战胜利抱有强烈的信念，潘光旦的《四十三岁生朝》(五首)，明显比浦诗好多了。请看第一首： 转眼重逢八一三，门前逝水去无还。 举头不惑天行健，着脚方知国步艰。 已分穷愁关性命，任教破碎总河山。 兴邦多难寻常事，看取前修忧患间。(86) 此类表达抗战必胜的诗作，在同时期作品中占很大比例。这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自我期许，值此危难之际，确实需要此类信念与诗篇。至于诗艺如何，不是最为要紧的。 若从“心情”与“信念”入手，讨论此类诗作，最好引入日记、书信、档案等资料，还原作者吟诗的背景及效果。这里恰好有两个例子，一是吴宓《南渡集》中的《晓发北平》，一是朱自清1941年的《寄怀平伯北平》七律三首。 1937年7月22日，卢沟桥事变已过去半个月，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吴宓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寻得山阳徐嘉详注《顾亭林先生诗》木刻本，细心阅读，并写下如此诗句：“哀时遭乱未为诗，但诵先生不世辞。”同年12月24日，已经来到南岳长沙临时大学的吴宓，又有如此诗句：“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87)可真正的精神危机，其实是潜藏在这两首诗之间的那四个月。就从《晓发北平》说起： 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 乌鹊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整顿身心待世需。(88) 此诗吴宓自己加了好些注，解释何为“红袖”，哪来“戎衣”，以及为何要携女生南下，显然怕后世喜欢八卦的读者胡乱解读。其实，最为关键的是，11月4日这一天，吴宓到了天津，与清华同学会取得联系，确认了南下的船票(89)。至此，总算是尘埃落定。 至于此前四个月的犹豫与徘徊，必须细读1937年下半年吴宓的日记才能了解。这里按时间顺序，摘录相关资料： 7月14日：“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他途。” 8月2日：“《世界日报》载，清华将迁长沙。宓雅不欲往，但又不能不往。” 9月12日：“清华校长命教授等即赴长沙，筹备在该地开学……宓意欲在此苟安，闭户读书，馀事付之天命。殊不愿赴长沙，缘对人生根本厌倦，故惮于跋涉转动也。与公权谈，公权意正与宓同，亦拟居平读书一年，静待后变。” 9月23日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三立，而后与陈寅恪商谈南下事：“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 10月2日：“宓实欲留此，而苦无其理由可以告人。亲友皆劝行，宓内心徒自伤而已!” 10月6日访萧公权与浦薛凤，听他们商谈南行之计：“按宓原拟留居北平一年，养静读书。今诸同事教授先后南去，环宓之亲友一致促行；宓虽欲留平，而苦无名义及理由，以告世俗之人。今似欲留而不可，故决不久南下，先事整理书物，以为行事预备。”(90) 此后，吴宓的情绪稳定下来，开始认真筹备南下事宜。不过，九月间，吴宓还曾病急乱投医，致信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求任英文系讲师，可惜都被婉拒了(91)。对于“十载闲吟住故都”的北大、清华教授来说，离开优雅安逸的北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宓的挣扎很真实，也很有代表性，所谓“凄寒迷雾上征途”，属于那个时代大部分响应国民政府号召而毅然南下的读书人。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的唱酬，大都局限于大后方；像朱自清那样，仍寄赠生活在沦陷区北平的老友的，其实不多。1941年9月，朱自清作《寄怀平伯北平》七律三首，其三曰： 忽看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 经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沉灰。(92)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老友之间互相信任，也互相鼓励。深知沦陷区形势险恶，坚信“引领朔风知劲草”的朱自清，格外关注俞平伯的表现。1943年12月22日，朱致信俞：“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93)此信之所以要紧，读俞平伯1948年8月24日所撰《诤友》，方才明白其中奥妙。 在这篇怀念文章中，俞平伯提及此事的原委： 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朱自清)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胡，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卅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94)。此信尚存，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当时曾如何的感动我，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然则所谓“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实话。(95) 朱自清性情温和，而此信语气如此峻急，可见作者十分着急。也正因听从了老友的劝谏，俞平伯不再为任何汉奸或与汉奸有瓜葛的刊物写稿子，因此，抗战刚刚胜利，北大尚未返校，已决定续聘俞平伯，朱自清还为此专门写信报喜(96)。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吴宓还在继续吟诗(陈越写越好，这与时局、心境以及身体状态有关)；其他人则除了偶尔应酬，基本上放弃了。朱自清是因为早逝(1948)，其他教授呢，或因忙于学术著述，或需调整政治立场与生活节奏，没有心思再沉湎于此业余爱好。这其实反过来提醒了我们，抗战中教授们的“漂泊西南多唱酬”，是有特殊因缘的。 不管叫“学人之诗”，还是“学者教授们的旧体诗”(97)，20世纪中国，此类书写从未断绝；只是在某些特殊时段，学者们的书写热情突然高涨，并有不俗的业绩。最典型的，莫过于抗战八年以及“文革”十年。突然的政治变故，将学者赶出平静的书斋，颠沛流离中，吟咏或写作旧体诗词是最好的精神安慰。此等咏唱，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与沦陷区文人或“文革”中知识分子因环境恶劣而喜欢隐喻或隐语不同(98)，漂泊西南的教授们之所以选择旧体诗，更多指向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 同时写作新诗与旧诗的王统照，1937年9月28日在上海的《救亡日报》上发表了两首旧体诗(《南北》《夜战声中怀东斋并示昨非兄弟》)，后附跋语： 《救亡日报》函催文稿，并谓如有旧体诗亦可。此何地，何时，我们把笔呻吟已深惭愧，何况刊布出来与读者共览!但“言为心声”，有激切悲壮的诗文，虽在这血花飞舞，惨酷严重的时代也不是无一点点的兴观启发的效果。诗歌最易传达直接的热情，最易使人受感。历史上多少次对异族的战争已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佳作。直到现在，读陆剑南的“北望中原泪满巾，黄族空想渡河津，丈夫穷死由是事，要是江南有此人!”与杜少陵的《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诸作，尚能令人兴壮往之思，增抗敌之感，此外更不须多作引证。旧诗限于格律，不易自由抒发情感，固然是“骸骨”了。但讲文字的节约与声韵的调谐，却自有它的多少年的形式的锻炼。自然，写旧诗是一条绝路，永难有新的收获，“旧瓶中难装新酒”；勉强装上也容易变味。个人贪图省事，省力，偶一为之，无妨，却非创作诗的道路。所以我即有所作，向不发表。今以此二诗，尚非感伤式的作品，送与《救亡日报》补白，略记数言如此。(99) 这当然是站在新文化人的立场，对旧体诗的未来颇为悲观，只是感觉依依不舍，认定“在这血花飞舞，惨酷严重的时代”，此等“骸骨”依旧值得迷恋。 辨析旧体诗的过去与未来，或如何将旧体诗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是本文的责任。我关心的是，国难当头，学养丰厚的读书人毅然选择写旧体诗来纾解郁闷，沟通情感，传递信念，表露心声，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以及压在著述背后的心情。基于我对抗战中西南联大历史命运的关注，也基于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及情怀的理解，更基于我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质疑，我更倾向于在教育史的论述框架中，采用“自传”兼“诗史”的视角(100)，来阅读、品味、阐释陈寅恪等漂泊西南的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