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百一篇成聊自遣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坛，新诗已经成为主流，旧体诗虽还有很多作者与读者，但相对来说边缘化了。尤其是在出版方面，发表新诗的机会要比刊行旧体诗多得多。抗战军兴，因现实环境的刺激，也因出版条件的限制，不追求公开发表的口头吟咏及友朋唱酬，重新成为时尚。很多平日不写诗的学者，也都偶尔参与唱和；而不少原先写作新诗的，也都开始尝试旧体诗作。其中有诗学方面的考量，如朱自清表扬萧涤非的诗作(35)，将其《早断》《早汲》《答朱先生问》等推荐给潘伯鹰主编的《饮河》诗刊发表；也有发表诗作的目的是为了知会友朋、沟通信息，如吴宓1938年10月29日日记称：“宓前数日已预作成《离蒙自赴昆明》诗，并投昆明《朝报》。登出后，在昆明友生谓宓已至，有来寻访者。”(36)而更多的是兼及“美学”“友情”与“仪式”(37)。其实，传统中国诗学讲究“兴观群怨”，这“群”的意味，或称“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或注“和而不流”(朱熹)，注重的是友情、修养与趣味，与现代人所说的“文学成就”关系不大。可以这么说，抗战期间，凡写新诗的，大都是为了公开发表(在群众聚会上朗诵或在报纸杂志刊载)；而写旧体诗的，则多满足于自娱，或只在小圈子里传阅。 喜欢吟咏，那是自己的事，没必要敲锣打鼓广而告之。老朋友知不知道，不要紧；只要自己喜欢就行。李霁野《题建功遗诗》：“建功之子魏至携其父遗诗一册来舍，请我题文留念。我原不知建功生前写过诗，因为他从未说过。”而魏至在“题记”中则称父亲“晚年，心情寂寥，每读旧笺，辄老泪纵横，不能自已”(38)。如此为自己而吟诗，好处是真情实感，不造作；缺点则是用心不够，且很容易遗失。 读冯友兰《回忆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我们才知道1937年底，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冯拜谒南岳二贤堂，想起晋人宋人的南渡，深有感触，于是吟诗一首：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纷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39) 如此情怀，与抗战胜利后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可谓一脉相承。读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人诗作，可知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容肇祖喜欢与他们诗词唱和，可今天刊行的八卷本《容肇祖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版)中却不见踪影。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学识渊博，文章趣味也不错，1944年吴宓撰《续感事》四首，还专门请他帮助修改(40)，可见其在校园里颇有诗名。可《刘文典全集》的编者搜求了很长时间，只得诗十三首，且多为《无题》或《有感》，一看就是根据手稿或传抄辑录的。刘文典会写诗，诗风苍凉激越，工丽典雅(41)，可惜存世极少。另一位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1938—1942年在云南大理县喜洲镇的华中大学任教，1942年秋起才转到西南联大。“先生在喜洲四年，正是日寇大肆侵华，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先生忧心国事，经常写作旧诗，将忧愤之情寄托于诗篇；连同后来在昆明写的诗，总共有一百多首。这些诗除少数发表外，多半送给友人，有的学生还借去全部抄录；但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诗保存下来的为数很少。”(42)除了《游国恩先生学谱》所引的《哭佩弦先生》(已刊)，在《浦江清文录》及《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还留下了四首唱和之作(43)。这些“潜在的诗人”，其诗才之所以被世人忽视，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志不在此，或以专业著述为重，或以公务活动优先。 最能体现这一“无意为诗人”的立场的，莫过于潘光旦的《四四生朝述怀》四首之四： 废时失事是吟哦，庭训昭垂信不磨。 纵乏才情犹有骨，若婴忧患亦能歌! 惯谈风月由人去，好讽时流奈尔何。 百一篇成聊自遣，秋光容易叹蹉跎。(44) 这里的关键是修养与兴趣。所谓“修养”，那一辈学人，大都在青少年时期认真学过诗，只是后来成为专门家，不再用力于此。因乱战而漂泊西南，反而勾起了长期被压抑的“诗趣”。政治学教授浦薛凤谈及自己为何联大时期吟诗最多：“予在清华读书时，本好吟咏。近来诗兴颇浓，实物极则反，新新旧旧，常多起伏变化。”(45)另一位政治学教授、此时已转赴四川大学任教的萧公权，则称自己从小就喜欢吟咏，在清华任教时结识吴宓，“经他的启发和感召，我分出时间再度努力于学诗”；入川后更是经常西抹东涂，“但始终不曾想做诗人，更不敢以诗人自命”——“我学做诗，完全是由于喜爱这‘劳什子’。此外并没有任何原因或动机。”(46) 教授们大都“术业有专攻”，不以诗人自命，其随意挥洒，不拘格套，有时反而别有一番风味。若潘光旦的《病目遣怀》、萧涤非的《吊〈古诗归〉》以及魏建功的《杂诗用中华新韵》(47)，都属于此类潇洒的好诗——后者的第九首(48)，很容易让人想起其早年参与的歌谣运动。 若着眼于为何写诗，以及如何处理吟诗与著述的关系，特别值得辨析的，是陈寅恪、吴宓、朱自清三位。 无论政治立场、个人著述还是诗歌吟咏，陈寅恪都有充分的自信，故其不太受外界风气的影响，一直按自己的步伐及节奏走。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颠沛流离之中，还能有这么多好诗篇，以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著述，如此鱼与熊掌兼得，实在了不起。单就著述与吟诗互不相碍这一点而言，大概只有前清华同事萧公权可以稍为媲美(49)。陈家三代诗人，寅恪先生完全有理由自负；而当年的同事及朋友，对此也都心悦诚服。若吴宓评陈寅恪《七月七日蒙自作》“音调凄越而技术工美，选词用字均极考究”；浦薛凤也称“寅恪天分最高，所作绝出凡响，我确心折”(50)。 相对而言，14岁开始学诗的吴宓，其诗才远不及陈寅恪，但这并不妨碍他一辈子沉湎于作诗与读诗。那是因为，他把诗歌当生命来经营。1926年编订《雨僧诗稿》时，吴宓作《编辑例言》：“窃尝谓人之一生，总当作成诗集一册、小说一部。一以存其主观之感情，一以记其客观之阅历。”(51)虽多次谈及撰写长篇小说的计划，但最后都落了空；其诗集因而也就兼及记录阅历的功能了。1935年中华书局版《吴宓诗集》的《刊印自序》有云：“若予之诗，则终未脱‘自身之写照’之范围，此乃性行之自然趋势，未可强致。故予之诗集，不啻即为予之自传。”(52)后一句吴宓自己还加了圈圈，表示特别重要。时人一般也都认同吴宓的自我描述，将其诗作当“自传”来阅读。如诗友浦薛凤便称：“各人作诗，恰如其人。天分高低，诚不可勉强，而性情之差异，在词句音韵中，尤一读可知。譬如雨僧之诗百首千篇，完全是雨僧人格之化身。”(53)按照这个思路，1935年自编《吴宓诗集》，以及2004年女儿吴学昭整理本《吴宓诗集》，均采用“有作必录”的策略(54)。只是原先设想的“予编订诗稿之目的，则为专供一己之展读，重溯昔来之旧梦”，则近乎“大言欺世”，因《吴宓诗集》早早就公开刊行，与陈寅恪等过世后才由后人整理发布形成鲜明对比。只是在“予作诗之动机，为发泄一时之感情，留存生涯之历史”这一点上，吴宓说的是老实话(55)。此后几十年，吴宓以其丰饶而芜杂、可互相印证的诗集与日记，为自己曲折坎坷的一生、也为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留下了值得后人仔细辨认、深入剖析的面影。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吴宓的吟诗与生活是统一的。至于这些“苦吟”的诗篇成就高低，其实不必苛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