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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又红又专” 在“十七年”文坛的“创作规划”中，作家的政治品质和作品的政治内涵始终被放在一个优先加以重视的位置上。在文艺界全面推广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其核心目标是改造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53)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工农兵作者”和“工农兵题材”受到高度重视，文学的专业化问题也被反复强调。《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五期的《编后》中有言：“我们这个刊物一直是主要依靠在各种实际工作中的作者的支持。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实际斗争的参加者，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够比较迅速地反映出一些新鲜事物。但是，应该指出，这些作者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在大量的来稿当中，有许多作品常常不是写得单纯而意义丰富，却是冗长而内容单薄。有的写得近乎挂流水账，不会把那些最精彩最动人的部分集中起来。有的写得相当枯燥，连文学的意味都很少。”(54)茅盾更是强调：“需要有大批的职业作家！在文艺圈子里，要有重视职业作家的风气。对于‘职业作家’，社会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然而事实上近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十之八九是职业作家——即以写作为唯一的职业。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最大多数的作家就是职业作家。”(55)当时文学界既重视文学的普及问题，也把提高作为中心任务，高品质的文学创作是一项创造性工程，要求写作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1950年10月丁玲主持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从其创办到1958年停办期间，共举办四期学习班，通过对青年作者尤其是工农兵作者的系统培养，为文学发展输送生力军。1956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其目标是“以解决青年文学创作者中存在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上的具体问题为中心”(56)。培养青年作者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重点，“中国作家协会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破压制新生力量的铜墙铁壁，把这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引导到为人民服务的斗争道路上来”(57)。新生力量的成长是文学事业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国作家协会一直强调“对新生力量的政治教育和历史考查”(58)，主张“要培养那种政治上好、又有才学的人，不注意政治，是万万不行的”，“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又红又专，没有文艺工作上的才学是做不好文艺工作的”(59)。 为了改造作家的思想，以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为制度平台，文学界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学习和培养制度。胡乔木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认为：“文学艺术团体还应该组织会员进行政治学习，使他们知道国家发展的状况，知道我们国家生活里所发生的重要问题和国家的政策。”(60)从1953年4月到6月，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组织一部分北京的作家、批评家和文艺界领导共四十余人，进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为此制定了《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计划》(61)，对“学习的方法和时间”、“必读文件”、“学习大纲”、“以供讨论时参考的几种文学作品”，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详细的计划。这次学习在冯雪峰(代替因病无法出席的邵荃麟)的主持下，严格执行学习大纲，围绕着“从马、恩、列、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及对文艺的指示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发展”、“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关于文学的党性问题”、“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展开讨论(62)。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也把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结合起来，“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学习艺术的创作方法问题，同时也是个人思想意识的提高与锻炼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学习与《中国共产党党史》为必修课”；为了确保学员的质量，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招生条件同样是“政治修养和艺术水平”并重(63)。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年度工作计划中，也始终把政治学习作为重要任务。譬如1954年的工作计划中就有这样的内容：“加强作家中间的政治学习，特别是关于国家总路线的学习，通过这种学习，帮助作家更深刻地从生活中去认识现实和提高思想水平。”(64) 作家必须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符合政治标准，即“又红又专”。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说：“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65)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66)“又红又专”的道路，必须是“先红后专”，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进行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作家们在1957年以后的创作规划中，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被摆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废名(冯文炳)在个人规划中有这样的检讨：“我的致命伤是生活习惯落后，考虑问题片面，与先进的工人阶级不相称。从今以后一定把自己投到群众的洪炉里去改造。”(67)吴天在五年规划中表态：“坚持政治第一，坚持作品的思想性，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自己必须紧紧掌握的创作方法，要随时想到教育人民、对人民要有好处这一条。”(68)吴伯箫的创作规划分为“‘红’的方面”和“‘专’的方面”，“‘红’的方面”中有这样的内容：“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巩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认真学习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争取尽量多地参加当前文艺问题的讨论，关心文艺运动的发展”(69)。 在政治优先的创作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作家们共同的创作方法，为工农兵服务的颂歌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胡苏认为：“明确掌握‘政治标准第一’，坚定不移地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事创作。”(70)在“大跃进”民歌运动中，冯至有这样的评价：“近来读了许多从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那种豪迈的气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密切结合，有力地反映出解放了的人民是有多么雄厚的力量。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我自己写的一些诗，真是苍白无力，暗淡无光。它们是干巴巴的，没有血肉，缺乏又远又大又切实的理想。”(71)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向劳动人民看齐，放弃了艺术个性。在谈到《红旗歌谣》时，郭沫若强调：“创作新歌谣的工农作者也已经掌握了这个方法(引者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群众能够掌握，专业作家为什么不能掌握？所以作家和一般文学写作者也不必气馁。”(72)巴金在晚年反思自己建国以后的创作时，他说：“我不能离开人民，我准备‘改造自己，从头做起’。说是换一支笔写新人新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的路’。这样才可以解释我的思想，我的文笔的改变，我甚至承认自己投降。从此我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发表了新的文章。这些文章被称为‘歌德派’”(73)。 通过清除思想障碍，文学的计划体制得到了巩固，对于文学生产各个环节的规范和管理，也更加具有权威性。当然，由于作家的思想高度统一，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也大同小异、缺乏个性，这就难免使其创作走向公式化、概念化。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作家心有顾忌。1959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四次编辑工作座谈会。当时刊物和出版社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是“闹稿荒”，会议参加者认为其原因是1958年大部分作家刚深入或转换了新的生活环境，旧有的写作计划又被搁置，创作“青黄不接”；1958年为搞“献礼”，不少作家被抽去搞电影剧本，还有一批人忙着写长篇、长诗。编辑们认为创作题材之所以狭窄，其根源在于：“一些具有雄厚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历的老作家，不愿打开自己的‘老箱底’，有的思想上有顾虑，有的不甘心写过去，而这一方面也正是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需要和渴望知道的”；“关于在创作中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据说有些作家有意回避这类题材，觉得不易掌握，怕出错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是四平八稳、没有冲突，平淡无奇，当然也就不符合生活的真实”(74)。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八字方针”的出台以及“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大连会议”的召开，为文学发展带来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是，就其总体形势而言，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不断强化。 经过对计划体制的内在逻辑和组织方式的重新审视，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摒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调，他呼吁：“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75)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倡导，一方面是鼓励作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另一方面是推动作家的自我塑造。在“伤痕文学”引发争议之后，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逐渐铺开，歌颂“社会主义新人”的改革文学逐渐取代揭示“伤痕”的潮流。在《作品与争鸣》组织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会上，与会者达成一致意见：“社会主义新人存在于普通人民群众之中，是平凡的人而不是神化的人，不能脱离生活实际或浮在生活表面去随意编造。”(76)与此相应，对于作家塑造新人的要求也不再是“高大全”的标准，而是一个实在的“新人”，尊重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十七年”文学的计划体制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在经过纠错和改进之后，以一种特殊的变貌延续下来，去应对新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环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