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理论 > 当代文学 >

“十七年”文学的计划体制——以《作家通讯》的稀见史料为依据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15年第201 黄发有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十七年”时期的《作家通讯》是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本文以《作家通讯》的稀见史料为依据,从“创作规划”、“深入生活”、“又红又专”三个关键词入手,考察“十七年”文学计划体制的基本框架与运行模式。“创作规划”要求作家的创作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深入生活”的目的是让作家以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和劳动,同时完成自身的思想改造;“又红又专”的道路,要求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符合政治标准。在深入总结和反思“十七年”文学计划体制的基础上,以第四次文代会为标志的政策调整和文艺改革,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复苏与繁荣。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批准号14AZD081)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发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作家通讯》创办于1953年6月30日,创刊号的封面印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作委员会编”;从1955年4月号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接管了编辑工作,“把现在由创作委员会编辑的《作家通讯》改变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刊”①。该刊是一份内部刊物,在“十七年”期间不定期出版了53期,1964年5月30日出版该年度第1期(总第53期)后停刊,1980年2月复刊。“十七年”时期的《作家通讯》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根据1956年年初的统计,“目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只有五百三十五人,连分会的会员一起,也才只有九百余人”②,由于刊物仅限于作协会员的内部交流,印数较小,而且刊物还规定“会员刊物,不得外传”和“请勿转载”,传播范围较窄,存世量极少,基本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直不被关注。这份期刊发表的会议记录、作家来信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计划,都是稀见史料。创刊编辑束沛德在撰写《我与〈作家通讯〉的姻缘》时,“由于十年动乱,作协图书资料散失殆尽”,在作协资料室、创作联络部都无法找到当年的刊物,“只能根据回忆和手边仅有的一点资料,来谈谈当年刊物编辑工作的一些情况”③。正如束沛德所言:“《作家通讯》发表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无形中也加重了它的分量”,“这本内刊时断时续,命途多舛,可说是反映风风雨雨文坛的一面小小的镜子”④。《作家通讯》的史料,为深入研究文学体制开启了新视角和新思路。从“十七年”到“文革”,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曲折的历程。计划体制是“十七年”文学制度的枢纽,对计划体制的深入考察和深刻反思,是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作为历史镜鉴,具有推动和优化当代文学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 “创作规划”
    邵荃麟在发刊词《关于〈作家通讯〉》中写道:“《作家通讯》将经常刊载作家的来信,报道作家深入生活的体会与经验,作家的创作计划、情况和创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这样可以使散处各地的作家互相了解,互相讨论,以促进创作上的竞赛。《作家通讯》将报道作家们政治学习和文艺学习的情况和经验、创作委员会和各创作组对于目前创作上主要问题的讨论,以交流作家们的学习经验。此外,有关文学的刊物、出版、教育、研究的计划和情况,全国文协的重要决定和组织情况的报道,也将是本刊内容之一,使所有会员能经常了解全国文协工作的状况。我们要求全国文协各地的会员,全国各地文协的负责同志,特别是正在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的作家同志们,经常把自己关于生活、创作的情况和问题,写成短稿或书信寄给我们;并且也希望作家们把他们之间互相讨论创作问题的信件,交给这个刊物发表。”⑤在这段文字中,“计划”和“深入生活”都出现了两次,这两个关键词是理解“十七年”文学体制的两把钥匙。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是管理和调节生产要素、资源分配、消费方式的中枢。计划性是“十七年”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生产、资源配置和文学的传播与阅读都被纳入到计划体系中。文学计划体制把服从政治需要、配合政治任务作为目标,通过计划的组织安排来决定文学创作的方式,规划作品的内容、形式和数量,并通过行政性的协调和控制来确保计划的贯彻执行。而“深入生活”的提法,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认为作家有脱离生活的倾向,因而必须“深入”;二是真正的“生活”必须是扎根基层并融入“工农兵”的生活。《作家通讯》发表了不少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各省市分会的工作计划、作家个人的创作计划和“深入生活”的心得体会,这些在正式报刊上难得一见的材料,是记录和反映“十七年”文学计划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重要史料和证据。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成立之后,非常重视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和计划完成情况的调查。《人民文学》第一卷第六期和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刊发了全国文协编辑部发布的《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第三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期又发表了《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计划完成情况调查》。全国文协编辑部有专门的说明:“这些同志们都不是专业的作家,因为其他工作,有的完成情况可能与原定计划略有出入,但也有不少是完成了并且是超额了的,这是应该加以说明的。”⑥当时没完成创作计划的情况较为普遍,只有少数作家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对未完成计划或作品质量不高的原因,不少作家进行了分析。王亚平认为,“按数字说我是超任务的完成了创作计划,却也产生了一些粗糙的作品,不像样的作品”;李尔重认为,“我的时间不够用,从未能得到连续三天写作的机会,因此处理问题很感思索之难,如果全国文协能和中央商量一下,使写作的同志每年得到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假,就很可以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材料多的很,主要是没有时间消化,艺术加工也就困难了。像样的作品,自然不易产生”;陶钝说,“今天检查起来这计划全部流产了”,写出来的差不多十万字都“不是原定计划。写作时完全是被动”,“主要的困难是写作与行政工作的矛盾”⑦。从作家制定的创作计划中,还可感受到作家心境的变化,那就是紧跟时代步伐、配合政治任务。公木在1951年的创作计划包括:“1.毛泽东之歌(题未定)。2.以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为主题的诗一首。3.其他配合临时任务的歌词、小诗。”⑧在1951年特殊的时政环境中,杨朔的创作计划包含一种政治优越感:“从去年冬天,我就以记者身份到朝鲜前线做报道工作。今后将坚持这个岗位,一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全部解放为止。我将随时写些通讯、报道、散文等,希望能与当前的斗争结合起来。将来,我打算以中国铁路工人援朝大队为题材,写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几时动手,几时完成,还难预定,要看朝鲜战争的发展如何。”⑨
    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除了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计划及其完成情况进行调查以外,还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配合政治任务的号召、动员和宣传。胡乔木认为:“文学艺术团体应该注意人民、党和政府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注意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群众、读者、观众、听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这样那样的要求。”⑩1952年3月19日,全国文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文联积极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并组织有关的创作。通知号召:“必须有计划地组织较有写作经验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斗争,搜集材料,进行写作。必须及时产生描写这一斗争的小说、报告、诗歌、剧本、戏曲等作品,以作广泛有效的宣传”;并要求“必须给予具体的写作任务,并督促按时完成”(11)。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计划模式,借鉴和参照了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制度。《作家通讯》第3期发表了“苏联作家协会各创作组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专辑”,不妨参看一则原刊于苏联《文学报》上的作家苏罗夫1951年的创作计划:“当你想到你是在人民严苛的监督下,在人民热烈的帮助下,而为他们创作时,这多么令人兴奋而快乐啊!文学与生活,生活与艺术——这一切在现在都合而为一了,这一切都朝向着明天,这一切都‘按照美的规律’日趋完美。”(12)从调查、计划、总结到新一轮的调查、计划、总结,文学的计划体制将作家的创作、学习、生活以及作品的生产、传播、评价都纳入其流程和体系。
    进入1958年以后,受到“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一些作家的创作计划脱离了创作的实际情况。1958年3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出台《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认为“文学战线上当前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鼓足干劲,来个文学工作的大跃进”(13)。在1958年6月10日出版的该年度第2期《作家通讯》上,集中刊发了303位作家的创作规划,“编者按”中有言:“每个人的规划都可能有变动,那本是真情,这种创作规划的变动的可能性,比工厂、合作社当然要大得多。”同时强调:“抓紧写作是好的,但是,切不可忘记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这个真理。”胡苏在创作规划中说道:“创作的跃进,对于我来说,首先必须以思想的跃进为保证。”(14)韩笑的创作计划非常庞大,“三年内写抒情诗150首,3000行;劳动颂100首,1000行(赞美各种劳动的);商品宣传诗150首,750行(作为商品广告的,此项望你们协助与商业部门挂上钩);歌词500首,1000行;儿童诗30首,1500行;政治抒情长诗10首,8000行;祖国颂(长诗)2000行(建国十年时完成);毛泽东颂(长诗)5000行(可能在1960年写完);盼望(叙事诗)6000行(写一个少年在斗争中成长)。以上总计长短诗493首,28500行”;其中1958年要完成164首诗歌,5150行(15)。值得重视的是,还有一些作家保持了冷静。卞之琳1958年的计划是“写短诗十首(已写六首——一○四行)”和“改写短篇小说一篇(约三万字)”,他为此还有说明:“计划虽小,因在业余,而业余还有评论方面的工作,在本人已算跃进。诗已经四年不写,今年如能写出十首,也算重开一个头。写小说没有经验,一九五五年写了一篇草稿,一直没有能定稿,今年如能把它扩充改写,也算在小说习作方面开一个头。”(16)
    “创作规划”的核心目标是“组织作家创作反映我国革命历史和当前重大斗争的作品,使我国人民丰富的斗争历史和当前雄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地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17)。由于现实的迅速转换,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这迫使一些作家陷入跟不上形势、完不成任务的焦虑之中。1955年1月6日,对自己“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而深感焦虑的茅盾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辞去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方面的常委等兼职,并要求批准创作假。在获得3个月的创作假后,他只写出了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的大纲和部分初稿。1956年3月,收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征询1955年写作计划完成情况和1956年写作计划情况的函件时,他在回信中发牢骚:“我现在有困难”,“自己一检查,大小计划都未贯彻。原因不在我懒——而是临时杂差(这些杂差包括计划以外的写作)打乱了我的计划”(18)。其他代表性作家如巴金、曹禺,计划也常常落空。在《关于〈激流〉》中,巴金这样总结计划无法实施的原因:“至于《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几次填表报告自己的创作计划,要写《群三部曲》。但是一则过不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二则应付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任务,三则不能不胆战心惊地参加没完没了的运动,我哪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19)老舍1957年的写作计划是“每年写一个话剧,改编一个京剧或曲剧;一两年内写成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曹禺在1957年制订的十年创作计划中,为了适应当时的潮流,关注的都是他并不熟悉的题材领域,“写资本家改造的剧本,57年、58年;写农民生活的剧本,60年至62年;写大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63年;写工人生活,64年至66年;想写关于岳飞和杜甫的历史剧”(20)。正是考虑到业余作家的实际困难,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5月25日起草报告,主张“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分会内担任行政工作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则上给予他们每一个人每周两天的创作活动时间和每年二、三个月接触生活的时间”;那些在作家协会以外的单位工作的业余作家,如果获得创作假期,“其写作条件和离职期间的生活费用,可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协分会解决”(21)。国务院在6月2日专门发文,“同意中国作家协会请求给予在职的业余作家一定的创作假期及其所拟定的办法”(22)。
    创作计划是文艺部门规范、治理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对写什么、怎么写、如何寻找素材都进行规划,制定明确的路线,将文艺政策和文学规范落实到作家的创作上。尽管计划显得完备、细致,但落实起来难度不小。究其根源,大致有三:一是片面追求数量,甚至相互攀比,看谁制订的计划规模更大,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作品的质量也就参差不齐。画家叶浅予在《追记大跃进年代》中写道:“那两年我不敢落后,从农民那里学会编顺口溜,歌唱社会主义;定创作计划不是以年计,而是以日计,唯恐定少了,被人笑话,戴落后帽子。”(23)二是在“十七年”的文化环境中,作家为了配合政治任务,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很难潜下心来进行具有持续性的创作。田间原计划在1958年冬天和第二年年初,将《赶车传》的续篇写完,但是,后来计划有变,“我正在写作一册有关福建前线军民斗争的短诗集。诗集总名‘兵的歌’,副题是:‘英雄战歌集’”(24)。同时,有社会影响的作家往往身兼数职,创作时间无法保证。正如巴金在1956年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中所言:“我也认为作家必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是我更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活动的办法。否则,我们在为上面所说的必要的活动花去大部分时间以后,还得检讨自己没有完成创作计划,有各种各样的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检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5)三是在制订创作规划时太细致,对创作的数量、主题、题材和作家的创作方法、生活方式、学习内容都有具体的安排,缺乏必要的灵活性。这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创作计划,正如冯雪峰所言,“总是和一种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紧紧地相结合着的”,让作家“从什么‘生产任务’的规定出发,去进行创作”(26)。一种有效的计划,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而且应该充分注意到不同作家之间的个性差异,不能用同一种标准要求所有作家。文学创作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创造活动,采取刚性计划进行管理,无法因时制宜。因此,实施具有更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预见性的弹性计划,有利于增强文学生产、接受和传播系统的内在活力。
    正是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计划体制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恢复后,不再对文学创作的具体环节进行统一规定,而是为文学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说道:“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7)。文艺政策的调整和组织方式的转变,释放出作家的创作活力,迎来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