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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飞升——独立写作与永恒追求 萧红虽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但与左翼人士交往密切，出道之时又被视为进步作家，她的写作有意无意地与左翼文学联结着大约一致的规范。然而在创作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却让她的作品无论从思想内核还是文本形态都呈现出与左翼文学的差异。独立的姿态或许让她失掉了左翼群体的认同，却将她的创作引向超越意识形态的境界——审美与悲悯，将萧红的作品赋予了超越左翼文学甚至超越时代的价值。 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里，《呼兰河传》的出现无疑不合时宜。作为萧红的第二部中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与《生死场》的基调是不同的，小说里“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10]135，当时正值抗战深入的关头，文学的宣传性与工具性受到空前的重视。作家们纷纷投入报告文学、抗战戏剧的创作。反观《呼兰河传》，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与宣传目的，也没有简单的暴露、歌颂或批判，甚至连在早期小说里时而出现的“阶级”字眼也没有了。在萧红所处的火热年代，这样的作品与左翼作家的身份简直不相称。茅盾惋惜此时的萧红“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10]136，骆宾基也评价萧红“是以强者的姿态生长，壮大的途中又软弱下来的”[11]。 这“软弱”，是李妈送心上人去前线时的惆怅(《朦胧的期待》)，是陈公公在风中狂奔呼喊儿子的绝望(《旷野的呼喊》)，是无数弱小的生命被大时代所掩盖的呻吟。当小人物的声音飘散在左翼作家的宏大叙事里，萧红却追随着他们，走向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命运，触摸礼教之下、战争背后的心灵损伤。面对这一群老旧中国的儿女们，她毫不留情地戳破他们自欺的面具、撕下他们愚昧的外衣，然而，萧红无奈地意识到自己也是“生死场”上的一员，生育、婚恋、疾病、贫穷、战争……女人承受的苦难她无从逃避，穷人没顶的灾难中她同样感到无能为力，因为那就是她真实的人生。她固然从左翼和鲁迅那里汲取了养分，也在意识上向精英靠拢，却没法改变自己身处底层的记忆，因而，也掩饰不了她灵魂深处的理解与同情。在《呼兰河传》里，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12]12的呼兰河人善良的背后是无知，质朴中则隐藏着残忍。从围观大泥坑子淹死鸡鸭、淹没车马，到集体观看小团圆媳妇当众洗澡、偷听编造冯歪嘴子的家庭生活……围观者的无聊、麻木、愚昧与鲁迅笔下的看客并无二致。而她对于呼兰河的审视却是平淡里带着温情，嘲讽中藏着不忍，尽管她的叙述常常一针见血精准到位，但却没有停留于讽刺和批判本身。她的讽与批都向着更广阔的维度，在情感态度上，并不显得那么愤激。萧红深知个体的暴力与罪恶深深根植于落后的文化土壤与愚昧的思想传统：施虐的婆婆固然爱面子又残暴，她却也是父权文化等级秩序下的受害者；扎彩铺里的匠人努力装点着死人的世界，却对现实生活逆来顺受、稀里糊涂；开粉房的人漏着粉，唱着歌，可是他们也害怕房柱子会突然倒下。生存的艰辛已经榨干了他们对命运的渴望，这强劲的生命力却让萧红由衷地起着赞叹。萧红以悲悯之心观照着每一个不幸的生命，她痛恨他们的愚昧与麻木，却感动于他们本性中所固有的善良与坚韧，这原始的、质朴的力量让她看见生的希望。冯歪嘴子与王姑娘的同居受尽了乡邻的捉弄与嘲讽，然而他不知道人们都用悲观绝望的眼睛看他，他坚韧地尽着他的责任，他的孩子也慢慢地长大，给他带来希望。这点微弱的希望与信念，对于彼时处在极端寂寞中的萧红来说，几乎是救命的稻草。长期的漂泊与苦难，让萧红的文本长久地带有流浪的气质和孤独的况味。从人为的隔阂(《手》、《马房之夜》)到跨越时空的悲凉(《汾河的圆月》、《桥》、《呼兰河传》)，从病体的触目惊心(《生死场》)到生命的轻易毁灭(《小城三月》)，从“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7]83 的痛心，到“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12]29的喟叹，频繁的迁移与逼近的战火摧残着萧红的健康，麻木无觉的生存与盲目草率的毁灭更是震动着萧红的心灵，寓居香港、病苦交加的萧红祈望以“精神返乡”找到“人生何如”的答案。然而，这祈愿终究落空。回忆中的故乡被镀上了温暖的色彩，它的愚昧与封闭却并未因此减弱。温情的回望，始终萦绕着悲凉的气氛。“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12]63，这样的句式反复出现，令小说笼罩在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冯歪嘴子的生命力令人看到光明，然而在“尾声”里，他“至今究竟如何，完全不晓得了”[12]153。给童年以慰藉的后花园，那院里的蝴蝶、蚂蚱、蜻蜓，可能不存在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完全荒芜了。祖父死了，“我”逃荒去了。以写作来抵抗“寂寞”的萧红，在对故土与岁月的凝视里，用批判、悲悯与眷恋的笔，为所有异乡人谱写了一支爱恨交织的思乡曲。彷徨之时仍能生出希望，绝望之中仍能心怀悲悯，这根植灵魂的深挚情感与卓异姿态，令人肃然起敬。 《马伯乐》也是萧红后期创作中一个不应被回避的文本。这部小说多少可以看作是萧红那一类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的继续。在萧红之前，只有老舍、张天翼、叶圣陶算是现代文学中写讽刺小说的佼佼者。很难相信，创作生涯只有六七年的萧红在初次写作讽刺小说时就已将这一文体运用得非常熟练。老舍旅英多年，受狄更斯影响极深，而萧红的背景使她几乎从未接触过西方此类作品，而且《马伯乐》是战中的萧红带病写就的，寂寥的心境竟丝毫未在文中有所透露。在这部未完的作品中，作者的本意是作一幅战时浮世绘。从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到社会上各种无所事事的投机者、谄媚者和无聊的食客，随着马伯乐一路逃难，萧红的笔写遍了芸芸众生。除去笔端常有的漫不经心、随心所欲，《马伯乐》在艺术上堪称一部讽刺小说的杰作。然而和从前一样，抗战只在文本中勉强露了个面，正面描写更是无从谈起，萧红甚至讽刺了那些自以为是的爱国作家，这无疑招致了惊诧和不满。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尚且如此，萧红的文本显然不是、也无法成为典型的左翼文学样式。《马伯乐》对世相的从容观察与挥洒自如的讽刺，在战时的紧张气氛中极其罕见。与《呼兰河传》那一类贴近心灵的写作不同，它是从操作层面展示了作家收放自如的创作才能，反映出一个独立作家在超越左翼二元话语体系后的自由。 写作，是作者对于内心声音的捕捉，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则往往成为时代声音的记录。而萧红作为情感体验型作家，在描画时代风云的同时，更多地记录了内心的声音。无论“左”、“右”，终究是一种固定的话语模式。对于文学家来说，世界观和立场是必须存在的，但是在认同某一种价值观时，仍能够做到对于人类和世界以及自我无碍的审美与同情，这便是她的“为人生”，这不但是对左翼文学的超越，也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叙事模式的超越。如果没有寂寞的早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呼兰河传》和未完成的《马伯乐》“三部曲”能将萧红的创作引向新的境界。 对伟大的作家而言，“窥斑见豹”和“盖棺定论”是狭隘而肤浅的。“左翼作家”的称谓，初时或是对萧红的过誉，往后却成了她尴尬的标识。一个天才作家是不能够被标签所限定的。她比大多数左翼作家更清醒地明白思考与体验的重要。她的创作与左翼文学契合着，疏离着，然而不变的，是她对自由的坚持。从救赎到飞升，她的人生逐渐从时代的中心走向了大陆的边缘，她的创作却在历史与审美的维度中超越了焦虑的时代。 参考文献： [1]萧红.饿[M]//萧红全集(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53，155. [2]萧红.弃儿[M]//萧红全集(第四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44，145. [3]萧红.《跋涉》后记[M]//萧红全集(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37. [4]萧红.夜风[M]//萧红全集(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34. [5]胡风.《生死场》读后记[M]//萧红全集(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35. [6]鲁迅.《生死场》序[M]//萧红全集(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41. [7]萧红.生死场[M]//萧红全集(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08，48，109，111，112，83. [8]萧红.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记录[M]//萧红全集(第四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460. [9]聂绀弩.序[M]//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 [10]茅盾.《呼兰河传》序[M]//生死场呼兰河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35，136. [11]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