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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及美学家蔡仪——答《凤凰大视野》记者问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美与时代:BEAUTY》2013年 杜书瀛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看美学“三国”
    问:20世纪50—60年代,在国内展开了一场美学大讨论。那么,这场讨论主要是在哪几派中进行的?它们各自所持观点是什么?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答: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美学史上最引人注目、能够留下重重一笔的学术活动,是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美学大辩论。这是在中国政治批判接连不断、政治几乎掩盖一切的特殊环境中,在诸如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各种火药味甚浓的政治运动夹缝中,少有的基本属于学术本身的自由辩论活动。大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仪先生(1906—1992,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就学于北京大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哲学教育系和九州帝国大学日本文学系,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原名蔡南冠,湖南攸县人),朱光潜先生(1897—1986,北京大学教授,曾就学于中国香港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孟石,安徽桐城人)和后起的李泽厚先生(1930—,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家、美学家,湖南宁乡人)。他们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演出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美学“三国演义”,在激烈的学术交战中迸发火花,各自申说、阐发、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美学主张,形成各具特色、三足鼎立的美学学派,共同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何看美学“三国”?若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他们三派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自然的”;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的、社会的”;朱光潜主张“美是主观客观的统一”。
    按时间顺序来说,朱光潜美学活动早于蔡仪,更早于李泽厚,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所谓朱光潜主张“美是主观客观的统一”,是说:美既不在客观,也不在主观,而在主观与客观发生关系取得统一而形成的物的形象。譬如一朵花的美或不美,既不在花本身,也不在看花的人,而在花与看花人发生关系后在看花人主观上形成的花的形象。这是他20世纪50年代的说法。按他早年的观点,“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美不仅在心,亦不仅在物,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其实质就是说美不在物而在心,是“心灵的创造”。50年代他只是换了一种说法:美感的对象(即美)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形象”。“物本身”是纯客观的;“物的形象”则是“物本身”在人的主观关系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也即主客观的统一。后来朱光潜与时俱进,借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来表述他的主客观统一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变化和进展。但许多人不买账,认为他的这个观点很可疑,只是新瓶装旧酒:所谓美是“自然的人化”,“自然”是客观,“人化”是主观,仍然是主客观的统一。蔡仪和李泽厚都批评朱光潜美学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
    所谓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自然的”,是说蔡仪认为:事物之所以美,根本在事物本身,是客观事物的自然本性,它无关乎主观;美感是美的反映。譬如一朵花美不美,是这朵花本身固有的天然本性,与看花的人无关;看花人只是认识或反映花的美(这是美感)而不能改变花的美。或者说,美是第一性的,是事物客观规律的本质显现;人的主观只能认识美、反映美而形成美感,它是第二性的,它被美所决定而不能决定和改变事物是美还是不美的客观固有性质。所谓美是客观事物的自然本性,可以具体表述为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是事物的突出的个别性充分反映它的一般性。蔡仪最具代表性的一句美学名言:美是典型,即在个别之中显现一般——美就是那朵充分表现出花之自然本性的典型的花,与人的主观认识或意识(社会作用)没有关系。但蔡仪的观点被李泽厚批评为机械唯物主义,被朱光潜批评为客观唯心论。
    所谓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的、社会的”,与蔡仪根本不同就在“社会”两个字上。如果说蔡仪认为美是“天然”形成的(自然美就在自然本身而无关乎人的社会作用),那么李泽厚则相反,认为一切美(包括自然美在内)都是人类客观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美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离开了人的历史实践无所谓美。譬如一朵花的美,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它不是客观自然性,而是客观社会性,是经过千百年客观历史实践,花人化了,具有了客观社会性,才美。李泽厚把美概括为“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伟大成果。而美感则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积淀下来的心理结构。李泽厚与朱光潜不同在于,他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是客观的历史实践,而不是纯主观活动。虽然李泽厚的观点受到较多人赞同,但蔡仪认为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掩饰之下宣传了他的唯心主义”。
    朱光潜美学理论最辉煌的时间是20世纪30-40年代。仅就理论而言,之后,“朱光潜美学时代”已经翻过去了——50年代以后,除了参加美学大辩论之外,朱光潜在理论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60年代之后,他的主要贡献在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如黑格尔《美学》、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维科《新科学》、《歌德谈话录》等等,在这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及《西方美学史》的写作,就此,可以给他立碑。
    蔡仪美学理论最辉煌的时间是20世纪40-50年代,是写作《新艺术论》和《新美学》的时代。那时,他富有朝气蓬勃的原创意识,站在中国美学最前沿,可谓引领潮流者。50年代除了参加美学大辩论之外,写了《论现实主义问题》,对文艺理论问题作了深刻论述。70、80年代,他改写了《新美学》,壮心不已,孜孜以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敬可佩。但新的理论建树不多,其美学观点“数十年一贯制”,凝固在“美是典型”上,基本没有变化。“蔡仪美学时代”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也已经翻过去了。
    李泽厚美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一直没有停下来,并不断有新发展。他是一位开放式的、原创意识很强的美学家。到今天,他的理论还不时有新花样。他的美学可称为建立在“吃饭哲学”(李式“历史唯物论”、或称“历史本体论”、或称“情本体”)基础上的“实践美学”。他开创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新篇章。虽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发起的强烈冲击,但似乎尚未动摇其根本,更谈不上取而代之。
    “荒诞”环境里的一个“荒诞”事件
    问:蔡仪下干校时年龄多大,身体状况如何?有文章描写他“沸腾的开水从水龙头中潺潺流出,冒着阵阵的清烟,蔡仪坐在小凳上守护着、观赏着、倾听着、沉思着,静悄悄地一动不动,犹如一尊罗丹的雕像。”你怎么看这段描写?你觉得蔡仪此时是什么心态?你觉得当年“剪辫子”事件发生后,对蔡仪“美学”观念有影响吗?
    答:蔡仪先生下干校时已经64岁。身体还算不错。蔡仪先生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干什么事,只要决定了,就一定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而誓不罢休。譬如他原来抽烟,一天一包还要多。后来医生劝他,抽烟对他的气管炎不利,最好戒掉。蔡仪先生果然戒了烟,而且一次成功——戒了,就再也没抽。他不像有的人,“屡教不改”,屡“戒”不“掉”。这也许是他事业成功的个人品格方面的因素。但蔡仪先生下干校时毕竟是老人了,重活不适宜他了,所以派他去烧开水。
    你说有文章描写他“沸腾的开水从水龙头中潺潺流出,冒着阵阵的清烟,蔡仪坐在小凳上守护着、观赏着、倾听着、沉思着,静悄悄地一动不动,犹如一尊罗丹的雕像”,的确形象、逼真、入神,也可谓“以形传神”。这是写文章人的一种文学想象和创造,而且塑造了一个十分美好的形象。该文作者可能是这样推想的:一个美学家在烧开水的时候必定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于是写出了一个观赏着、沉思着的罗丹雕像般的形象。按这位作者的形象思维逻辑,或许还可以再想象得远一点儿:蔡仪先生当时在欣赏着他的“作品”(所烧之开水),觉得那“沸腾的开水从水龙头中潺潺流出,冒着阵阵的清烟”,形象很美;而在蔡仪看来,这形象的美,是事物客观存在的自然本性,而不是欣赏者的主观臆造——既不是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也不是李泽厚的“自然的人化”;或者,蔡仪先生此时还可能构想他以后的美学文章怎样写……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文学家的浪漫与天真——这也是文学家的可爱和可贵之处,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他总想法弄些甜点心给人吃,给人些美感和温暖,给生活一点儿亮色。但当时的现实生活大概离此甚远。以我个人的体验,被赶到乡下(当时是“一锅端”,连户口也迁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永远在那里安家落户),“被”永远离开自己温暖的家,“被”永远离开自己所热爱的从事了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被”永远离开已经成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学术事业,大多数人会如丧家之犬。蔡仪先生会是例外吗?也许是。而我的感觉,多半不是。也许他当时的心情更多的是茫然和忧虑,对自己的未来,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忧虑之感。也许他当时也的确想过什么,但多半不是美的形象,不是美学理论问题;他可能想着他那在东岳集(河南息县的一个村庄,文学研究所的干校暂时存身之地)借住的农家草屋窗子漏风,下班后赶紧回去补一补,免得妻子和一起下乡的小女儿晚上挨冻……哪里会有你所说的那篇文章描写的那么浪漫,那么富有诗意?文学家往往沉醉在想象里而站在空中;现实中的人却总是实实在在站在地上。
    包括给农家孩子狗蛋(当年他六七岁,只知道他叫“狗蛋”,现在知道他的大名叫江玉中,不久前到文学研究所来过,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长年在外打工)剪小辫儿,那大概是忧患之中的一种异常举动,虽然可能包含着对孩子头上的小辫子(“狗蛋的尾巴”)有不顺眼之感;但若不是处于逆境,处于忧患之中,他也许不会有那种“惊人之举”。这个“事件”当时轰动文学研究所内外,也轰动东岳集和小江庄。蔡仪先生把人家几世单传的一个小男孩留在头上的“命根子”给剪掉了,那还了得!于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邻里乡亲……数十口子人齐集文学研究所干校住地,要找剪辫子的人算账。真狼狈!谁也没有想到此人竟是蔡仪先生,平时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也许正是“文化大革命”和下干校这样对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使得人的心态变了,扭曲了、甚至“荒诞”化了。这使我联想到并且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社会在上个世纪初期起为何会出现卡夫卡的《变形记》——由于社会对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沉重挤压,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变成甲壳虫;也理解了后现代社会为什么会进一步“荒诞”化,会出现“等待戈多”等等“荒诞”戏剧。“剪辫子”,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环境下的一个小插曲,是“荒诞”环境里的一个“荒诞”事件;但这是当时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美学”事件。所以,在我看来,蔡仪先生当时剪小孩辫子的“事件”,多半与美学无关,也谈不到对他的美学观念产生什么影响,或影响甚微。当然,如果蔡仪先生由此得到启发而注意后现代的“荒诞”美学,并加以研究,那另当别论。但是,以我对蔡老的了解,叫他研究“荒诞”美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堤内损失堤外补”
    问:1978年,蔡仪创办刊物《美学论丛》,为什么会点名让你来写文章?介绍一下你当时写那篇《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过程及其蔡老师对你这篇文章的评价。他对那篇文章的最大意见是什么?
    答:蔡仪先生创办《美学论丛》,当时点名叫我写文章,可能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1964年入学,报到后不到半个月就是去安徽寿县搞四清,之后是劳动锻炼,花去了一年半多时间;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煎熬……我没有机会修习研究生课程,也没有机会写研究生论文。蔡仪先生当然不甘心于此,我自己也不甘心。这对我们师生都是一个重大损失。现在,趁办《美学论丛》,赶快补救一下,写一篇文章姑且当作研究生论文吧。这就像当年一个话剧里所说“堤内损失堤外补”——“文革”中的损失“文革”后补。真是无可奈何!那是1978年底的事情。蔡老对自己的学生充满深厚情谊。他始终关心着我这个“开门弟子”,大概也想实际考察一下我的能力,看看是不是做学问的料。我花了三个月,用上了我自上大学接触文学问题以来所有的积蓄和储备——也包括我第一次接触文艺理论著作,阅读蔡仪先生《现实主义艺术论》时的体会,翻阅、研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参考文献,写成《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三万六千言,战战兢兢送到蔡仪先生手中,心提到嗓子眼儿上。过了几天,蔡仪先生把我找去,说对文章很满意,但也有些意见,我的心才放下来。
    我回头看蔡仪先生审阅过的稿子。本来500字一页的稿纸,整整72页,已经够厚的了;现在又增加了许多厚度。因为蔡仪先生加了许多纸条进去,贴在我稿纸的边沿上。有时同一页纸,上下和两边贴的都有。有的纸条几句话,甚至少到几个字,如“这段写得不错,就应该这样分析”。有的纸条写得较长,数百字。我记得最长的一段差不多一页纸,主要是谈“审美”这个词的使用问题。蔡仪先生对我这篇文章的最大意见,是滥用“审美”这个概念。他说,美是客观的,美感是对美的认识,是主观的。美就是美,美感就是美感。客观就是客观,主观就是主观,这两个东西不能混淆。“审美”这个词,就把客观和主观混在一起了,煮成一锅粥,怎能说得清楚?他就这个问题反复作了阐释,也讲了哲学上的主客概念和关系问题。就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具体问题而言,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蔡仪先生的意见,但是我很为他的谆谆教诲和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
    我算了一下,蔡仪先生贴在那篇稿子上的纸条,总计有三千多字。
    蔡仪先生习惯于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学生写作。对我的师弟们,也多如此。
    我猜想,贴纸条,表现了蔡仪先生的为人行事的作风和态度。一是,蔡仪先生为人谦和,不愿在别人(即使是学生)稿子上乱划,也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贴纸条,不损伤原稿,如果原作者不同意,可以揭去;蔡仪先生自己发现哪条不合适,也可以撕掉重写、重贴。二是,一篇长稿子,洋洋万言甚至数万言,阅读过程中就有许多想法,需随时把意见写下来,用纸条很方便。三是,蔡仪先生爱整洁。他要随时保持纸面干净。用笔(无论钢笔、铅笔、毛笔)涂划,总不干净。顺便说说,蔡仪先生之整洁,我深有印象。一次在所里开会,热了,脱掉外面的中山服只穿衬衣。脱下来的那件蓝色中山服,旧了,但很干净。一般人衣服脱下,随便一扔,得了。但蔡仪先生不。他把它在椅子上细心叠好,齐齐整整,放在一旁,好像刚从洗衣店取回来一样。
    话再说回来。对我的第二篇长文章——关于李渔美学思想的,后来扩展为一本书《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蔡仪先生的意见除了少量写在稿纸上之外,也是大量用贴纸条的方法指导的。在我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的后记中,曾记述了当时我还称为“蔡仪同志”的蔡仪先生指导我的情况:“……他(蔡仪先生)看后对每一段都提了具体意见,有的写在稿纸上,有的写在纸条上而后又贴在稿纸上,最后,还用了三张纸写了总的意见,从文章的整体结构到一些具体问题,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他的看法,简直像一个母亲教孩子学步那样。而过了两天,蔡仪同志又托人带了一封短信给我,说是还有点想法忘了谈,即认为:本来我的文章写得还生动,而这一次,却显得拘谨些,各部分的写法也显得雷同,希望我不必缩手缩脚,要放开来写。”
    当然,这位“纸条”导师绝不限于写纸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全面的,从做人到做学问。譬如,他要学生一定要认真读书,读原著,读经典,读马克思主义,读中外名著。1965年底,我从安徽寿县搞四清和劳动锻炼回来,一见蔡仪先生,他马上就塞给我一个长长的书单——这是我做研究生首先必须完成的阅读任务。我按照蔡仪先生开的书单认认真真读了半年,可惜没有读完,因“文革”爆发而被打断。再譬如,拿引文这件事来说,他一再强调,引用别人的话一定要注明详细出处,而且一定要引全,不能引半句话之后就批评人家如何如何。引用经典著作尤其如此。他说,这是做学问的起码规矩,也是起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问:当时蔡仪订出的八十年代主要计划是什么?
    答:蔡老在1980年一开始,就雄心勃勃,准备花十来年的时间在学术上大干一番。据他的夫人回忆,蔡老在一个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学术规划:“现在要进入新的一年,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希望在这个八十年代做出我平生的较大学术成绩,特别是在这一年做出主要的成绩。一定写出《新美学》(改写本)三册。第一册美学叙论和美论篇,今年交稿。第二册美感论,1983年中期交稿,第三册艺术概论,1985年交稿。其次,写出李白年谱兼诗文系年一册,1986年完稿;李白传,1988年完稿。两书1989年交稿。在三册美学之间,是否写一册哲学问题的书?未定。在两册李白的书之间,是否写一册史学问题的书?未定。在后几年间,是否写一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书?未定。这样的书每册约占一年时间。原计划要顺延,后计划的三册要三年余,按计划要到1991年间才可能完成。估计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是不会允许的。还是以赶写出前两种为是。呜呼,年命有时而尽,学业并无穷期,在于发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效果。”
    要知道,写上面这些话的,是一个已经74岁的老人。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而且他所考虑的,不仅是美学本身的写作,还有李白研究,还有哲学,还有史学,还有一本《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关心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未来。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学术,他的学术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学术,他的学术就是他的生命。
    1980年代,蔡老除了改写他的皇皇巨著《新美学》之外,正领着我们写《美学原理》。每次开美学问题或直接讨论《美学原理》学术会议(南宁会议、武汉会议、北京西郊会议等等),他都亲自到会。在宾馆里,每晚熄灯最迟的就是蔡老的房间。年轻人会议休息时间,都想法放松放松;唯独蔡老,抓紧每一分钟——包括大家都在休息的时间来工作。
    问:介绍一下蔡仪生病后的事情?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答:蔡老是1992年元月2日得血栓,半身无力、手脚麻木,送协和医院,说高干病房,他不够格,只好躺在一个急救室长廊里,结果夜里风大,天冷,又得了肺炎。三天后转入天坛医院。时好时坏,但总的趋势不乐观,诸症并发,有时昏迷,抢救。清醒的时候,惦记着《新美学》改写本讨论会何时召开,如何进行。他自己要参加,腿脚不便,想买拐杖。他告诉家人:“要买,不知道假肢厂在什么地方,向残疾人协会去打听,我想在浩子(外孙)在北京时,扶我练习走几步。”他还想要学生们写一本《美学论争五十年》。
    熬了50来天,于1992年2月28日凌晨4时去世。
    如何评价蔡仪?
    问:你觉得蔡仪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给后人留下些什么样的精神遗产?等等
    答:蔡仪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积极推进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形态的建设和学术化水平的提高;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系统、完整体系的第一位构想者和实施者。
    蔡仪先生一生充满自信地固守他的唯物主义美学阵地,坚如磐石,雷打不动,“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直到生命终结也毫不动摇和退缩。像他这样具有如此坚忍不拔的学术立场者,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人。我想起蔡仪先生在他的小说《先知》中所创造的卞和。那是个殉道者形象,为他所认定的真理殉道。蔡仪先生就是一个美学殉道者,为他一生苦苦追求和维护、并献出他整个生命的唯物主义美学殉道。你可以不同意蔡仪先生的美学思想,可以提出自己的美学观点同他辩论,也可以创建自己的与他的观点完全不同或根本对立的美学学派和美学学说提供给历史进行选择——在人文学科中本没有“一加一等于二”之类永恒真理的绝对判断,美学总是在不同学术思想的相比相争、相克相生、互动互融中逐渐深化、发展的;但是,对蔡仪先生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你不能不深表敬意。
    蔡仪先生在20世纪40-50年代出色地完成了他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历史任务,做出了自己所能做出的重大贡献。之后的美学,是另一个时代。
    蔡仪先生当然也有他的历史时代的局限,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只提供给他那样的眼界和思维;然而无论如何,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上,永远镌刻着蔡仪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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