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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明代白话小说中词多曲少的现象呢?是不是因为曲之一体本身的表现功能不如诗词呢?应该不是。明代大曲论家王骥德曾经对诗、词、曲三种诗体的表现功能做过一个比较： 晋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为渐近自然。吾曰：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夫诗之限于律与绝也，即不尽于意，欲为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词之限于调也，即不尽于吻，欲为一语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则调可累用，字可衬增；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故吾曰：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① 王骥德的比较分析十分到位，其结论是“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但是，为什么在白话小说中，寄生曲的存在反而不如寄生词为数更多呢?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曲之一体，虽然表现功能较诗词为优，但一直是贴近大众的通俗艺术，论其在文林艺苑的地位，则比诗词卑下，故有“词余”之称。无论小说作者借以炫才，或借以粉饰文面，曲比起诗词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曲之一体不被大多数小说家看重。 其二，比起诗词，曲要晚熟得多，一般的作家，写诗填词的技艺可能十分娴熟，但对于曲之一道，却未必能得心应手。王骥德在论到作曲之难时曾云： 天之生一曲才，与生一曲喉，一也。天苟不赋，即毕世拈弄，终日咿呀，拙者仍拙，求一语之似，不可几而及也。然曲喉易得，而曲才不易得，则德成而上与艺成而下之殊料也。吾友季宾王，与余同笔砚最久，读书好古，作文赋诗，事事颉颃争先，独不能为词曲，尝谓：“我甘北面，子幸教我。”余谓：“天实不曾赋子此一副肾肠，姑无妄想。”宾王怃然。②王骥德认为曲才当由天赋，非人力所能为，似有些言过其实，在朋友面前，也不无炫耀的意味；但其认为“曲才不易得”，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曲比诗词晚出，从未有过一登大雅之堂的殊遇，与弹词、话本、时曲、民歌一样，算是地道的草根文学，热衷仕进的文人，常常不屑一顾，凭诗赋博取功名，以丽词展示才华者，都很难染指散曲，故大多数文人娴于诗词，却拙于散曲，而一般的小说作者，可能更是技短于此。 其三，这也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各种韵文体式融于小说之中，应该都有一个试验过程。诗早在唐代《莺莺传》等传奇中已被成功运用，词也在宋代融入《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话本，到明人欲融诗词于小说，便已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但曲融入小说的试验，就现有资料看，却是元末明初施耐庵等人的开创。我可以断定，任何一种韵文体式被融入小说之中，得有一个试验过程，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清人曹雪芹的《红楼梦》。只要留心过《红楼梦》诗词的读者，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红楼梦》中寄生的韵文，与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具体场景的描写融合得最好、也最耐人玩味的，应该是曲，其次是词，再其次才是诗。为什么在明代小说中并不突出的寄生散曲，反而在《红楼梦》中却后来居上了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有明代《金瓶梅》、《韩湘子全传》等小说在写人叙事时大量运用散曲的经验可供作者借鉴，所以，曹雪芹才将曲之一体“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终于使小说中寄生曲的运用达到了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化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中的散曲，是很值得从文体融合与互动的角度展开深入研究的。 与此紧密相关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学界同仁或认为明代小说中羼入大量诗词，“其实质则是当时人们普遍地未能对小说体裁的特性作准确的把握”，而晚明小说中“诗文羼入的减少其实质是创作整体水平提高进步在形式上的表现”③，总之，以为晚明小说中羼入诗词的减少，反映了小说文体观念的成熟和作者创作水平的提高与进步。但事实上，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最有说服力的，依然还是《红楼梦》。众所周知，如果要说《红楼梦》所羼入的诗词数量，比起晚明人所作世情小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假如据此说曹雪芹的小说文体观念尚不够成熟，还“未能对小说体裁的特性作准确的把握”，其创作水平还不够高，恐怕是没有人会同意的。而且，若要论起《红楼梦》中寄生诗词的运用效果，可能也绝非明代一些小说家所能梦见。明代一些小说家，不管是否情节需要，不问是否符合情理，随便引前人诗词或者随意弄几句词不像词、曲不像曲的顺口溜似的韵语夹杂在叙述文字中，这种现象在《红楼梦》中是绝难见到的。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不仅首首珠玑，而且用之合情合理，切景切情。宝、黛、钗以及其他各色人等在各种场合的赋诗填词，只要甫一出口，便是自家面目、各人声口。在《红楼梦》中，诗词曲的运用，不仅没有成为情节叙述和人物描写的赘疣，不少时候反而成了推动情节发展和表现人物个性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试想，假如把《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通通删掉，尤其是把其中脍炙人口的《终身误》、《枉凝眉》、《红豆曲》、《葬花词》等词曲作品都删去，那么，这部“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奇书，还会那么有“味”么?答案是否定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明清小说中大量融会诗词曲赋的现象，恐怕需要另用眼光来打量，另寻角度去思考才行的。对于明末小说中寄生诗词普遍减少的现象，窃以为应当从读者、作者、书商三者的关系互动中去认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读者群体的变化和读者阅读兴趣的转移。当阅读小说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而成为大众读者的一种消遣方式；当大众读者成为小说读者的主体，追求情节生动成为大众读者的普遍兴趣，那么，小说的语体形式和文体结构模式就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比如文言文的萎缩，白话文的盛行等等，至于不少妨碍大众读者紧追情节发展的“有诗为证”，就自然遭到厌弃了。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选择，必然迫使作者不能过多地在小说创作中借诗词以炫才，必须将自我逞才炫技，转变为让读者动心怡情。书商们为迎合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在改编或重印一些小说名著时，也大量删削其中的诗词，比如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便对其中的诗歌做了大量删削，其保留者不及原数之半。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小说读者主体和审美时尚的变化，趋俗追新的时代潮流成为调整读者、作者、书商三者关系的强大动力，在三者关系的协调互动中，作者与书商最终服从于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使得大部分小说中的寄生诗词减少了，因此，这种现象绝不仅仅是作者单方面的小说观念，以及创作水平高低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