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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二：神话的科幻式重构 在创作神话科幻小说的作家里，晶静应该说是贡献最大的一位。1991到1994年间，她先后写下了《女娲恋》、《织女恋》、《夸父追日》、《盘古》等多篇神话题材的科幻小说。把这些小说放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可看成是鲁迅开创的《故事新编》模式的延续。与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创造性地运用多种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进行再叙述、再评价，并在这种再叙述、再评价之中巧妙地渗入自己对当下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思考与批判”[4：22]一样，晶静的“故事新编”系列也是通过中国古代神话的科幻式重构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传达出自己的现实思考。 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将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诞生、发展与发达的外星文明联系起来，或讲述民族祖先与外星人相遇，或把外星人想象为民族祖先。以《女娲恋》为例，中国神话里的女娲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在文本中她被想象成了一名从Y星来的女孩阿丫。阿丫原本是来考察地球是否值得殖民，却被伏羲当做女娲娘娘下凡，请求她帮助族人度过连绵阴雨、庄稼无收的难关。答应了伏羲请求的阿丫不顾同伴劝告留在了地球，帮助地球人用光子炮驱散乌云，带领大家开山凿渠，还和伏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同样的主人公身份转变还出现在《织女恋》、《盘古》等小说中，如来自W星和Z星的牛郎、织女，用导弹开天辟地的智能机器人盘古等。 从外星殖民者、智能机器人到中华民族的创世者，这些主人公的身份转变极具意味。《雾中山传奇》中曹仲安借助的外星人时间机器象征着未来的高科技文明，晶静的创世神话系列里，这些人本身就是先进技术文明的化身。他们与曹仲安的历史旁观者姿态不同，以创世者的身份参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创造与发展，从而更直接地将民族传统与现代性勾连一体。1983年旅美时期的王安忆面对代表着现代化历史顶端的西方文明感慨，那“人类的背景”不过是“人家的山头”：“前人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插脚之地，我们在人家的山头爬上爬下”[5：274-275]。如果说文学的“寻根”是“从乡村生活中看见了中国”，“为知青一代人构筑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归属”[2：177]的话，那么外星文明主导的创世神话，则是在超越人类现代性的科技想象中绘制了远古民族历史，所构筑的精神归属与“寻根”是类同的。 用科幻想象重新演绎古老的神话传说，并非中国独有。1988年，巴西作家Paulo Coelho在The Alchemist里重写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之后，印度作家Saladin Ahmed在Ruined Man Who Became Rich Again Through a Dream里也对同样的故事进行了科幻重述。类似的作品还有北爱尔兰作家Ian McDonald的印度神话重述River of Gods，牙买加裔作家Nalo Hopkinson的Brown Girl in the Ring，以及中加混血的美国作家Larissa Lai的Salt Fish Girl等等。这些作家族裔身份的共性在于多属于后殖民国家或地区，这使他们的书写很自然地带上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色彩。如Amal EL-Mohtar在她的小说Apex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会用你们的语言、你们的技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把我们的生活用你们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告诉你们你们是不可能让我们沉默的”[6：129]。尽管中国没有经历这样的殖民史，但如杜赞奇所言，中国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话语，实质是“在缺少与自我直接对立的‘他者’的情况下，自我得以把‘他者’内化，其方式似乎使之从‘他者’获得某种独特的自治”[7：269]。因而，我们依然可以从“全球化”进程下中国产生的应激性民族主义反应的角度，把中国科幻的神话重述放在世界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展开探讨。 关于如何将神话与科幻结合起来，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Ian McDonald的River of Gods中，未来印度分为若干个区，其中Awadhi和Bharat两个区选择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方式接受新的科技，从而保留民族的记忆之根；在Nalo Hopkinson的Midnight Robber里，Dry Bone的传说在女孩TanTan的现实生活中发生，成为女孩TanTan弑父后浓重心理阴影的隐喻，与整个“失乐园”式的叙事一体，表达了作家对后殖民语境中种族平等问题的关注和焦虑。晶静的外星创世神话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彰显民族主义。神话往往被视为民族历史的起源，然而在神话之前，历史是怎样的？那些造人的民族先祖，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当作家用科幻的方式把他们想象成亿万年后外星先进科技文明的代表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膜拜的对象，我们就是自我创造的神话。处于历史最前端的远古中国文化与处于历史最末端的未来文化合二为一，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了，它和空间融为了一体，成为空间的另一重维度而存在。于是，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体系内的线性发展维度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循环往复的闭合之圆。类似的时间维度改变，也出现在River of Gods、Salt Fish Girl等小说中。然而，吊诡的是，在后爱因斯坦的时代，人们对时间是空间的第4个维度这一观点的普遍接受，恰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科技发展的结果。并且，通过外星创世神话进行民族自我的强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西方式现代的反抗，但另一方面，这种“现代”仍是以科技为中心的西方价值主导，因此，其“自我”主体性的实现是在西方科技进步的价值观体系范围内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间内在的“臣属”结构并未被打破。⑨ 1980年代末国内的重大风波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剧变，使一些政治上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即被触发。“被迫意识到中国汇入‘世界文明主流’其实是以冷战结束为条件”[8：18]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充斥着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和族裔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8：18]的世界。不少学者、文化人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宣扬爱国主义。⑩刘兴诗、晶静(原名张静)、资民筠都是成长于新中国红旗下的老一辈科学家，青少年时期饱尝了民族危亡耻辱的他们，拥有强烈的科学兴国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这使他们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科幻创作，民族、国家始终被放在首位。晶静在创作外星创世神话系列之前，她的报告文学《冰海中国心》塑造了一位为祖国科学事业奉献青春的中国船长形象，表达了作家强烈的爱国热忱；刘兴诗也曾说过，少年时的救国梦想，是他此后生命历程的基调[9]。因此，用科幻的方式重构文化传统、表达民族主义的诉求，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行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