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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考论(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 张海燕 赵望秦 参加讨论

    
    清代众多女作家的咏史诗作品,内容多为:吟咏历代君王朝臣和历史女性,关注的焦点是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和才女俊杰,显示出女性的独特审美视角。
    由于生活阅历所限,清代女作家吟咏帝王的诗歌相对较少,但也表达了她们的思想见解。她们对秦王嬴政“秦政昔乱纪,刑杀如霆雷”[4](P636)残暴的谴责,对其“车载辒辌山有鬼,舟行缥缈海无仙”求仙荒唐行为的嘲讽[4](P1713)。对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也能辩证分析:赞赏“义旗十八定关中,五载旋成混一功”的宏伟功业,也指出“象启玉床争应命,卷繙金镜欲全终”[5](P625)在玄武门之变中弑兄杀弟逼父而造成的道德缺失,大道如青天,最终难以掩饰。
    女诗人还在读史中总结出一定的历史经验,季兰韵《读梁武帝本纪》:“古之丧邦例非一,大半多由酒与色。”[6](P1035)张纶英《读史偶成》:“杀伐原非上帝心,凶残终藉王师灭。”[7](P1091)她们认为君王沉溺“酒与色”是亡国的重要原因,而在战乱中要平定天下,绝非残暴杀戮能够实现,对人民凶残只能招致自我的毁灭,王者之师在“虞颂唐歌”中荡平四海,一统九州。钱庆韶《唐玄宗》:“岂有秉钧贤相在,翻然入蜀辇尘飞”[4](P656),指出安史之乱的关键原因是没有贤相大臣的辅佐。
    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曲曲折折的历程中往往制造了一曲曲让人悲叹的冤案,女作家在历史厚重的忠贞观念浸染下,为屈原忠而见疑、岳飞含冤而逝、于谦有功社稷均不得善终而洒下一腔热泪,但是她们已经超越了感性的同情,深入追思历史背后的原因,褒忠斥奸、多维思考,对历史人物进行公正评价、见解深刻。
    卢端《武穆王次嵇阁部韵》:“和金误国虽由桧,高庙何尝不负惭。”[14](P359)已经深刻指出误国和金政策虽然由秦桧具体操作,但是如果没有宋高宗的默许,怎么能够实施呢?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宋高宗。而根本原因恰如沈德潜评毛秀惠《钱塘怀古》:“宋高苟安,父仇不报,《戊午谠议序》极言之,闺闱中亦见及此。”[8](P1339)其诗指出“:自愿苟安增幣帛,谁抒孤愤报仇讎。”[4](P742)宋高宗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愿苟安江南,舍弃父兄亲情和北方广大人民而不顾,最终酿成了岳飞悲剧。而徐熙珍《过岳王坟》其二:“宋室偏安转自安,金牌十二促归鞍。”[7](P1555)则指出宋高宗这种由危乱之时的临时偏安到自愿苟安的心态转变过程。季兰韵《宋史杂咏》其二十二说得更为直接:“十二金牌罢岳军,分明叔武怕迎君。偏安足满平生愿,那许汾阳立大勋”[6](P1064)认为宋高宗害怕迎回父兄,丧失权位,尽管偏安一隅,也已足矣,岳飞不仅壮志难酬,而且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令人扼腕深叹,读此足见清代女作家对社会政治关系理解的深刻。
    女诗人还善于透过岳飞与于谦的相似悲剧来思考历史深层问题。土木堡之变和靖康之难几乎处于相同的历史场境,而有功于社稷的于谦在明英宗复辟之后,竟含冤而死,季兰韵《阅明史纪事作四首》之《南宫复辟》:“鄂王灵爽知应悟,少保功成亦杀身。”[6](P1059)岳飞九泉之下如果有灵,也应觉悟,即使北伐功成,迎回徽、钦二帝,也难保于谦的悲剧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真可谓成亦悲剧、败亦悲剧,但历史自有它公正的审判。陈皖永《谒于忠肃公墓》“:任教罪我还知我,青史千秋有定评。”[4](P414)在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中,功罪千秋,自在人心,青史公论,天理昭鉴。
    女诗人不仅称颂忠贞,更是极力挞伐奸佞,倪瑞璿《阅明史马士英传》(自注:阮大铖附。)“卖国仍将身自卖,奸雄两字惜称君”[8](P1328)。褒扬忠魂,严责丑恶,忠奸对比自可见观念,像阮大铖此类卖国奸贼连奸雄都不配称。
    在传统“红颜祸水”女性观的影响之下,亡国之祸似乎都是女性作祟,妲己、褒姒是最早的典型。但是季兰韵却一反前人俗论,认为:“未必褒妃非淑女,幽王自不及文王。”[6](P980)周幽王亡国的根本原因是自身才能低下,耽于享乐,如果褒姒遇上周文王,也是一代淑女贤妃。其《西施》进而论道:“从来倾国属名姝,却笑夫差意太愚。不使子胥身便死,美人何力可亡吴。”也指出把吴国灭亡之罪归咎于西施实在不公,西施一个弱女子有何能力灭掉吴国呢?夫差骄傲自大,不能纳谏,诛杀伍子胥才是亡国的主要原因。因此夏伊兰《大乔小乔曲》指出:“兴亡何与美人事,始知国色不倾城。”国家兴亡又与美人有什么关系呢?“两家夫婿尽英雄,一德君臣同骨肉”。君臣同心共德,才是国家兴盛的根本。“风流韵事说三吴,如此红颜非薄命”[4](P1868)。由此不难看出在古代女性只是男性命运的附属品,在男性主导的历史舞台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大量才女堙没在历史的中也就不足为奇。
    若说中国的正史是帝王家事的叙写,是男性历史视角的独角戏,缺失了对女性的广泛关注,清代女作家在咏史诗中对此提出质疑:“青史不足凭,挂一乃漏万”[4](P648)。虽为愤激之语,但也足以说明女作家对女性不公记载的这种史书书写方式的强烈不满。她们极力表彰历代才女,不仅吟咏才女班昭、卓文君、蔡文姬、左芬、谢道韫、卫夫人、苏若兰、薛涛、朱淑真、李清照、柳如是、黄皆令、卞玉京等,还称赏女将军花木兰、梁红玉、秦良玉、云英等,梳理建构了一部古代杰出女性的发展史,而这正是她们性别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凸显出她们渴望扬名的时代焦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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