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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知识阶级的过去，竟忽有所悟。这类人大多中产家庭出身，或袭先人之荫，或因缘时会，不大费力即有当前地位。这些人环境背景，即等于业已注定为“守常”，适宜于在常态社会中过日子。才智聪明，且可望在一有秩序上轨道的国家中作一有用公民。长处是维持现状，并在优良环境中好好发展。然而在人类历史大变故来临时，就自然得由国家来好好安排，不然就会出毛病的! …… 我幻想廿年后国家会有个新的制度，每个中国人不必花钱，都有机会由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到那时，所谓“知识阶级”和“政客”一样已成为一个无多意义的名词，国家一切设计全由专门家负责，新的淘汰制度，却把一切真正优秀分子，从低微处提出来，成为专家的准备人才。到那时，对于知识阶级，将不是少说话却是无话可说，那是太好了。(《狂论知识阶级》)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沈从文之“浪漫不守常”的感情生活，和他以此为基础而撰写的新爱欲传奇三部曲《看虹摘星录》，虽然在他自己看来正体现了一种“抽象”的生命活力、可为“人的重造”和“民族重造”之典范，但别的知识分子却未必都能够理解他，倒是不无传言以至批评的。这自然也让沈从文对“消极守常”的知识阶级更加不满，此所以在他的这些杂文中也便频频出现一些隐约其辞的自我担心和对“消极守常”者的旁敲侧击。一则曰—— “关于知识阶级，最好少说话。察渊鱼者不祥。” …… 或有人看不过意，要提出讨论讨论，或想法改善，结果终亦等于捕风，近于好事。好事过分或热心过分，说不定转而会被这些读书人指为有“神经病”。以为不看大处看小处，而且把小处放大，挑剔自家人。“小子何知，吾人以此自溷耳。”因之一切照常。(《狂论知识阶级》) 再则曰—— 如今谈夫子之道的，既有想从夫子之道自脱或自存的人物，因之真正服膺夫子的正名精神，想来检视一下当前场面上的现状，把责任是非弄清楚一些的人，便应了古语“察渊鱼者不祥”，反倒容易被称为矫激固持(执)有点神经病的人物。 近几年来楚辞的价值和作者地位，重新被人估得高高的，也可说便反映一种事实，即兰桂萧瑟而萧艾敷荣。今古情形不同处，即当时屈原带点失恋失宠意味，写来写去，越写越生气，终于被逼而发疯，向汨罗江中一跳，完事大吉。目前的人神经强韧一点，又不许说什么太放肆的话，只在沉默中忍受时代风气所带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中庸之道》) 在这里，沈从文以直言敢谏的屈原自比，担心自己“好事”的批评和“放肆”的写作可能被一些读书人指为“神经病”。这担心倒并非过虑。事实上，不久就果然有人批评沈从文是“人格破裂，精神分家”，甚至是“二重人格”呢。⑤ “德不孤，必有邻”：作为《战国策》派重要成员的沈从文 “德不孤，必有邻。”沈从文也并非孤独无助，他其实不乏同道者，那就是《战国策》派同人——事实上沈从文就是《战国策》派重要成员之一。此事在当年原本是清楚的，也并未构成什么问题，后来则长期被忽视，再后来有文坛前辈重提此事，学术界反倒莫名究竟了。 重提此事的是老作家施蛰存先生。1988年5月沈从文去世，施蛰存于同年8月间撰文纪念，其中重提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并以为那是沈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⑥ 此时的沈从文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但他在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声名确已如日中天，而以“新感觉派”代表作家重返文坛的施蛰存先生自然也非比寻常，所以他的话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然而有意思的是，不少沈从文研究者在经过一番探索之后，几乎一致的结论是沈从文并非《战国策》派人，他只不过在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而已，而其中一篇与陈铨商榷的文章《读〈英雄崇拜〉》，更成了他不是甚至反对《战国策》派的理据。这种辩枉式的研究，一则可能受限于那时的文献史料之不足，二则也可能因为在那时的语境中，《战国策》派仍被视为有“政治问题”的少数学术“禁区”之一，所以研究者也便情不自禁地倾向于为沈从文摆脱干系吧。即使沈从文自己，也在1980年6月21日与其美国研究者金介甫的谈话中，“坚决否认编辑过该刊”，而金介甫在随后撰写的《沈从文传》中，也认为“说他(指沈从文——引者按)是编辑的确也没有任何证明”，⑦那言下之意，沈从文自然不是《战国策》派中人了。而当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战国策》派终于得到重新评价，于是，错批《战国策》派、无辜株连沈从文乃是当年左翼文人的又一罪过和沈从文的又一冤屈的说法，也便接着出现了。 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两位学者先后著文重新廓清了事实的真相。一篇是吴世勇的《为文学运动的重造寻找一个阵地——沈从文参与〈战国策〉编辑经历考辨》，发表在《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另一篇是李扬的《沈从文与“战国策派”关系考辨》，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⑧我此前在《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一文里曾经涉及此事，只是那个文章写得太长了，为免枝节，只用“沈从文等《战国策》派文人”一语带过不提；此次撰写这篇小文，本想补说此事，不意检阅文献，却发现吴世勇、李扬两文已经有言在先，所以下面就先摘要他们的考辨，然后再略为补说我的意见。 吴世勇的文章据《沈从文全集》中的一些新材料，仔细考证了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一是沈从文当年致施蛰存和他的大哥沈云麓的两封信。沈从文在1941年2月3日写给施蛰存的信里谈到自己近况时说：“刊物纯文学办不了，曾与林同济办一《战国策》，已到十五期，还不十分坏，希望重建一观念。因纸张太贵(将近三百元一令)，印得不甚多，不够分配，因此老友也不赠送。”而在1940年2月26日——也就是《战国策》创刊之前1个多月，沈从文写给他大哥沈云麓的信中也说到：“近又同朋友办一杂志，每月必有一万字文章缴卷，一年要万多印刷费，经费不困难，只是邮送极不便利，分配刊物到各处，恐不方便。”二是沈从文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两份上交存档的自述材料里，也都说明自己当年曾经同林同济等编过一个半月刊(一处直接说明是《战国策》)。当然，这些材料还有所不足，所以吴文接着分析了沈从文当年与陈铨、林同济等人在生活上以至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在一些问题上颇有共识，尤其是他们共同的感时忧国情怀、想要警醒读书人的批判意识等等。“综合以上讨论，可以认为，施蛰存关于沈从文与林同济办《战国策》的说法并不是一种误解，他所说的沈从文因参与《战国策》的编辑而名誉大受损害也是实情。当然，对干沈从文是否应当归为战国策派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是吴世勇文章的谨慎结论，而事实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