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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认为，卓越个体——“大士天才”、“大士哲人”、“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独具作用。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他对浪漫诗人拜伦的“一剑之力，既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的精神予以高度认同。在他看来，个体的卓越性及其特殊作用，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具体指数，倡导卓越的个体对众多还处在“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进行“呐喊”式的启蒙，这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中之重。因为卓越个体完成人格的现代转变，就能够真正做到“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23)，勇于面对人生给予个体的无数自由的选择。所以，鲁迅不是像尼采那样，将卓越的个体与普罗大众绝然对立，将他们视作“庸众”，而是要促使众多的不觉悟者通过“立人”，实现对自身蒙昧的超越。鲁迅由此确立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一种新的伦理法则：以卓越的个体去引导、改造众多的不觉悟者，使之能够在同一思想文化观念的高度，承担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历史重任。 将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作为“立人”的重要内涵，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价值指向和精神引领，鲁迅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构建起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其内涵就是：通过对人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通过对人的个性、个体性、主体性、主观性的高度关注，充分地展现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对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培养人的现代人格，熔铸人的新的精神品格的积极作用，表现中国文化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新的人文价值理想。鲁迅认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不会被挤出“世界人”的行列，并获得自身“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24)的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精神价值规约上显示出了一种充分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以开掘人的价值和潜能，与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主流和方向相吻合、相一致的思想特征。 晚清至民国时期，在认同现代性的普世目标和价值的前提下，为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仍然需要在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对其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因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25)，以便能够在保持民族传统血脉的同时，使传统文化因子成功地排列组合在新的文化框架与系统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与同时代人不同，鲁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对如何转化传统文化因子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而不是主张“全盘性西化”。尽管他早年在南京和日本求学，接受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持激进的立场，但是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鲁迅确立了对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策略，这就是要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探索一条“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6)的发展道路。林毓生对此予以高度的评价，指出：“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全盘性反传统的情况下，他能辩证地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遗留成分具有知识和道德的价值。尽管他也献身于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但他的精神力量经受住了他不同意识层次上的复杂而未解决的冲突，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对形式主义采取了拒绝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使他能在传统社会解体后正确对待并明确指出中国古老文化成分的知识和道德意义。”(27) 根据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实际状况和发展需要，鲁迅重点对宗教、美育(艺术)和道德的特殊功效进行了认真的考察。 西方文化在现代转型中，新教伦理改革为走向现代化的世俗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信仰的支持，“因信称义”(sola fide)的精神法则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同样需要重视包括宗教在内的精神信仰的建构。在中国社会世俗文化力量过于强大的境况下，鲁迅认为宗教乃是一种超越“物质之生活”的“形上之需求”，是“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28)。在他看来，宗教在荡涤精神、陶冶情操方面，有着理性所不能替代的功效。他以西方为例指出：“盖中世纪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始嘉葩。二千年来，其色益显。”(29)如果说世俗理性终不能破译心灵的密码，不能最终支撑起人的精神信仰，获得心灵的皈依，那么，世俗理性的局限就只能由终极关怀之类的精神信仰来予以弥补，而在这方面，宗教自然有其特殊的功效。托克维尔指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30)鲁迅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31)当然，鲁迅并非要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当中，提倡宗教“立人”，其真正的用意还在于：通过宗教特殊功效，来强调在人获得解放的同时，还必须确立自己的精神信仰，以便在博大的精神世界里，保持人生的进取心和强大的人格力量，超越世俗功利性的纠缠和理性的局限，以求真、求善、求美为最高目的，保证思想探索的纯正性、严肃性和神圣性，进而促进人性的纯洁和人心的向上。鲁迅确信，独立的人、自由的人，一旦拥有这样自由的精神超越，有这样崇高的精神信仰，也就是真正地拥有了抗拒世俗的诱惑和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能够真正的完成。 倘若宗教的精神功能有限，尚不能完全助力于世俗性非常强大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完成现代中国人对于新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建构，那么，鲁迅还主张通过美育(艺术)的方式来陶冶和纯化人的心灵、性情，由此打通新的“内圣外王”之道。早在他之前，王国维、蔡元培都曾提出“美育”的设想，主张通过美育来弥补宗教的缺位。王国维指出：“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32)，蔡元培则更是提出要“以美育代宗教”(33)。鲁迅深受前人的影响，指出美育(艺术)的功效在于“移人性情”，使人能够向“诚善伟美强力敢为之域奋进”，并且可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可以“涵养人之神思”(34)，甚至还“可以表现文化”，“可以辅翼道德”，“可以救援经济”(35)。虽然他对美育(艺术)功效的认识，表现出了一种“超功利”的美学思想，但是他充分地注意到了美育(艺术)能够陶冶和纯化人心、人的情感的独特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美育(艺术)同样是人获得内心自由、精神解放的重要方式，是避免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种种价值虚无和精神颓废的重要方式。他指出，美育(艺术)能够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强调当年他之所以“弃医从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这种特殊的功效。他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36)把美育(艺术)纳入人的精神价值和信仰的终极关怀系统，并加以大力的倡导，鲁迅实际上也就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最终摆脱精神奴役，从愚昧、麻木的不觉悟状态中走出来，成为“明哲之士”、“精神界之战士”，指明了方向。 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核心价值建构相关，鲁迅对于道德的功效也给予了认真的考察。他认为，道德在构筑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确立终极关怀当中，具有高扬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功效。他高度称赞农夫的道德是“气禀未失”，而“士夫”的道德则是“精神窒息，惟肤薄之功利是尚。”(37)深究他对道德精神意蕴和价值内涵的重视，不难发现，他对农夫淳朴道德的赞美，其真正的涵义还在于察觉到了由现代转型而带来的工具理性猖獗的现象，例如他对那种“遂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于进之徒”，那种“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之士，那种“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千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之人(38)，都予以道德上的强烈谴责和抨击。在他看来，唯功利是图的道德观有悖于“立人”的价值原则。既然“立人”是为了追求人的解放，要求每个独立的个体成为具有深刻自我意识和能力的人，那么，强调个体的道德建设也就必然是要求超越一切功利心的束缚，摆脱一切世俗性的纠缠，能够以更加充实的精神状态，更加坚定的精神信仰，充分发展个性，保持精神世界的丰盈和内心的充实，在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中体现出“至诚道德”的品格风范。鲁迅坚持把建立与“立人”主张相一致的新道德准则，纳入新的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建构，纳入人的终极关怀系统，其真正意图就是要求每个独立的个体，能够时刻保持思想的纯正、人格的独立、精神的充实、生命意义的丰盈，能够与种种的世俗形态拉开距离，并由此担负起批判现实，改造国民性的历史重任，完成历史赋予个体的神圣使命，充分体现个体对于社会所具有的崇高责任感。 面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新的价值和意义系统的建构，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境况，以及整个民族和人类发展前景等诸多精神命题，其思想特色在于：在构筑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桥梁”中，首先是以整体的反传统姿态获得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观念，“喊出一种新声”(39)，同时又积极地与传统保持血脉联系，以鲜明的“文化寻根”意识来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和建设，正如他后来所明确的那样：“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叛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40)在他看来，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是要赋予传统的某些认知符号以新的意义，将其转化为新文化的因子，使之排列组合在新文化序列之中，这比单纯地反传统或割断任何联系，全盘西化式地建构新文化，要更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因此，鲁迅虽然认定借助现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可以医治落后的中国，但并不主张将它当作具有终极关怀价值的新偶像，以避免此类工具理性的价值关怀，由于无法满足现代中国人的“形上之需求”而引发新的价值和意义的震荡，引发现代文化的存在性失望和形上的迷失，导致新的意义危机。同时，在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因子当中，鲁迅也不主张恪守单一的道德本体的终极关怀建构，而是主张在回归人的本体价值的意义层面上，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解放，使人能够真正领悟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开拓出富有现代意义的新的人生境界，建构与现代化历史进程相一致的中国现代文化。不言而喻，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鲁迅的见识是极其富有文化远见和智慧的。 注释： ①[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②[美]B·史华慈：《中国意识的危机·序》，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③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 ④[美]B·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⑤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⑥胡适后来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重新解释并修正了“全盘性西化”的提法，强调说：“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来说，‘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所以我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⑦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67页。 ⑧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5页。 ⑨鲁迅：《热风·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⑩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11)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12)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13)[美]J·勒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4)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15)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16)鲁迅：《热风·随感录36》，《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17)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1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9)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20)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2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2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23)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页。 (24)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4页。 (25)[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页。 (26)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27)[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28)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29)鲁迅：《坟·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页。 (3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39页。 (3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32)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3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34)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35)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36)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37)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3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39)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40)鲁迅：《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 (责任编辑：admin) |